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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
作者：丁捷
内容简介
 1、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风廉洁建设的鲜活教材读本！ 2、反腐警示录：落马高官的罪与罚！ 3、二月河作序强力推荐 反腐零容忍、打虎无禁区、猎狐撒天网、扼四风咽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深入持久开展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马而身陷囹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都是能力超群的精英分子而在掌权之后却成了腐败分子，权力到底是催情的春药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为什么集中全党智慧织就的恢恢天网在某些人手上却成了关猫的牛栏？ 《追问》是一部力透纸背的反腐警示录，通过一群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描摹他们从破纪到破法的过程，深刻揭示腐败分子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他们灵魂衰落的轨迹。这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施教于先、以案明纪，通过文学的形式加强纪律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从不敢腐到不想腐的一个有效探索和创新，能够增强党风廉政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题记
日本著名漫画家、《灌篮高手》的作者井上雄彦先生，擅长描述身心极限与篮球运动的挑战，并借此隐喻复杂身心支配下的人生。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激发了我创作这部作品的热情：
“人被彻底打垮时，才会追问自己内心的真实。”
在采访完我书中涉及的这些曾经的省管以上中高级官员后，我也情不自禁地慨叹：
“为什么有的人被彻底打垮时，才会追问自己内心的真实？为什么有的人被彻底打垮后，依然无法追问到自己内心的真实？”

背景之一：数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反腐惩恶，正风肃纪，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全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论查处贪官人数之多，级别之高，行动密度之大，还是涉及领域之宽，挖掘问题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重锤响鼓，狠敲深击，四年时间的反腐败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将留下独特印记。
——“打虎”无终点。党的十八大以来，200多名中管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审查，其中很多人已经受到党纪国法惩处。
——反腐零容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多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超过100万人。
——“猎狐”撒天网。反腐败追逃追赃高度整合，“国际天网”越织越密。天网行动已经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400多人，追赃金额近百亿。
——持之以恒抓“四风”。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万多起，处理20多万人，给予党政处分10多万人……

背景之二：声音
13亿多中国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德行，主要是通过媒体和社会舆论来了解。其中隐藏的千头万绪、潜在的参差不齐，缺少经常、有效和深度的曝光。
——央视时事评论员 杨宇
那些干部，特别是那些大干部，都是我们羡慕的成功人士。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把自己整垮了，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太聪明还是太笨，是太坏还是太无奈？我们想不通。
——笔者路访的一名群众

背景之三：本职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一家省属文化单位的纪委书记。毫不讳言，我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些改变——最大的改变，当然还不是生活，而是内心。
几年里，我所闻所历、可以深度嵌入记忆的非常故事，比以往任何一个工作时期发生的都要多，我的内心振荡频率与幅度，远远超过以往。
我中学母校已经退休的一位恩师，给我写信，叮嘱我：好好工作，坚持正义，多抓贪官。我的一位文友特意写了一幅书法送给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刀锋上的职务，注意安全。还有一位大学的老同学，特意跑到我的单位看望我，反复“忠告”我：不要“搞人”，首先自保。
上级纪委的一位领导则对我说：你是一位作家，比一般人更敏感。你跟我们一起感受到了这份职责带来的情感冲击，面对的，有怀疑和曲解，有助阵有反感，万人千面，百种声音十条心，你要梳理清楚，替我们发声，替我们，也替我们在挽救或斗争的那个群体，做真实的文学表达。你写了很多作品，但你欠一部从自己本职出发，而到达群体内心的作品。
他还说，我们说到底，做的是人心、人性的工作，纪委书记本质上跟作家没有什么区别。
决定写这部作品，开始我的“问心之旅”后，我陷入了经常性的失眠。躺在床上，看着从白日的喧嚣中宁静下来的夜空，闪烁的是无数的星星，暗藏的是莫测的黑洞。人类喜欢把博大的宇宙，比喻成自身的心灵世界，所以，遥望星空的时候，往往就是追问自己内心的时候。睁大眼睛，难以入梦。与其说在夜空下失眠，不如说是在内心里徘徊。替我这个群体，也替他们那个群体。
偌大的中国，芸芸的众生。今夜，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在混沌，多少在清醒，多少因混沌后的惊醒而无眠。

序
二月河
出版社送来丁捷先生的《追问》书稿，意思是让我看看，可否写几句话。我答应下来了。
近年我闲居在南阳，不大出门走动，只是煎药静养，看点闲书，偶尔写点小文而已。对当下的文坛，虽然也关心，可毕竟精力有限，对新作品看得也少了。但对于反腐败这一牵动全局关乎政权存亡百姓福祉的大事情，我还是颇为留意，也很希望能读到一些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泛泛之作，不是主观臆断的散漫虚构，不是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不是简单图解的干巴结论。虽然说，人世间有着共同的基本人伦底线，有着共同的规则遵循，有着法律的刚性约束，有着道德的种种规范，但这纷纭人世，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芸芸众生，怎么可能千人一面呢？读了丁捷先生的《追问》，更是让我心生感慨，有话要说。
《追问》是当下一部难得一见的长篇非虚构文学，更是一部令人震颤的当代“罪与罚”。整部书大致有十个部分，涉及多名中管和省管高级领导干部，所有的人物，大都曾经是颇为耀眼的成功人士，也几乎都因为反腐风暴而受到党纪处分，有的成为了阶下囚。他们的斑斓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他们的心路历程令人惊悚震惊甚至压抑窒息，他们的如此结局令人五味杂陈，瞠目结舌。《危情记》中的副市长，《最后的华尔兹》里的昔日的正部级高官，《曾记否》中的美女书记，《无法直立》中的市委副书记，《暗裂》中的高校党委书记、双学科教授，《四海之内》里的交通厅副厅长，《风雅殇》里的文化厅副厅长，等等，这些人物或男或女，或正部级，或正副厅级，或在地方党政机关，或在省属实权部门，或在高校，或在国企，起点有别，际遇各异。但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他们没有掌握权力的时候，大都算是能力超群的精英分子，可一旦拥有了权力，放松了警惕，任由人性中的负面因子疯狂肆虐，其人生结局竟然如此的彻底归零。
《追问》是一部与所谓“落败者”正面交锋的心灵碰撞实录，更是一部哲思蕴含于理性追问之中的“醒世恒言”。看得出来，面对这些曾经的“弄潮儿”，曾经的“社会中坚”、“国家栋梁”，丁捷先生既没有居高临下地先入为主，也没有不无猎奇地照单全收，他与他们接触对话，换位思考，碰撞交锋，既入情入理入心，更是呕心沥血进行理性层面的哲思熟虑。《风雅殇》《暗裂》有着特别的意义，丁捷拨开了当今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一层脆弱的面纱，让我们发现若是任由其中的一些人身上虚浮的光彩，去昭示社会，导向人心，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曲终人散》这一典型案例，堪称当下某些国企的“厚黑学”，是难得一见的深入骨髓的心灵样本。这样的来自于众多样本中的抽象归纳功夫，这样的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赤裸拷问，是身在局外的写作者断难体察、断难写得出来、断难准确把握尺度的久违的理性呐喊。
《追问》是一部融入其中、摒弃说教的人文反腐教材，更是一部运用文学力量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劫后人语”。《追问》既有宏观的总体把握，更有微观的个案解剖。但这些解读思考体悟，都不是公文式的有板有眼，更不是一般新闻纪实作品的浅尝辄止，它融入了作者多年来的人生思考写作积累，它也贯通了作者多年来职业生涯的细致观察洞察秋毫，它更是打通了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缠之中的种种或激情四射、或焦躁轻狂、或混沌忘形的“劫后人语”。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之后，有成为经典的《劫后人语》来总结二战的经验教训，而在当下反腐这样的输不起的“战争”中，更是需要《追问》这样的阶段性总结与思考的文学样本。
我写康熙、雍正、乾隆，之所以要称之为“晚霞”系列，也是想表达一种无奈与悲凉。这些雄才大略、目光如炬的难得一见的封建帝王，虽然很有作为，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放在历史长河里看，最终还都是败下阵来了。我曾经说过，如今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场生死较量殊死搏斗，这样的一场人性善恶的拷问，这样的一场永远在路上的“马拉松”，在治标之中为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赢得时间、取得经验的漫漫长旅中，听听一位有良知有担当有勇气有血性的作家的真情独白，看看一位有焦虑有不安有感受更有心得的基层纪委书记的如此文本，于人，于己，于公，于私，于家，于国，都是有益的啊。
啰啰嗦嗦，就写这些，是为序。
2016年10月30日，于南阳

亲历：365个故事365里路
<h2>1</h2>
纪委书记遇到的故事是这样的：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某某的秘书，首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你们查的那个事儿，情况很复杂，牵涉的人到高层了，你们懂的，大差不差就行了吧’。我赶紧回答，‘是是是，请转告首长，一定照办！’‘首长说了，你这两年工作干得不错，很辛苦，首长心里有数。’‘是是是，谢谢首长！’我都懒得去查号码，核人头，对口音，弄真假，就让那人去意淫吧。”
还有这样的：
“约在茶社的小包间里，他进门时还回头看了看，围巾把头脸裹得严严实实。说话时捂着嘴，竭力改变声音的传播方式……末了说，你们纪委可千万要过问这件事，要把他捉拿归案，这举报我可是把全家性命都搭上了，不要让我失望。看着他背影迅疾闪出，我不禁悲从中来。空坐良久。那杯没动过的茶，还有着温度。”
就着一杯热茶，我在一个傍晚开始阅读我的“同行”作家、荣获过市十佳检察官、优秀纪检干部等荣誉称号的谷以成先生的纪检办案手记稿件。厚厚的一叠，都是从他的日记里摘抄出来的。很多的故事，都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气氛，读起来，不像是日记，倒像是传奇。读得我手边的茶冷了，再续，续了又冷。不知不觉中夜已经很深，我无法不踟蹰在他的文字里，会心几番笑，知心数冷暖，感慨，思量，完全忘记了时间。
从去年开始，作为对我写作这部书的支持，谷先生陆续向我提供了300多个办案手记故事。有的故事经过压缩后，在清风网发表过；有的故事附一幅生动的图画，在他的一部著作里刊登过；更多的故事，则是从来没有示人过，雪藏在他几十本厚厚的日记里。
“这些故事，全部发表出来还有点早。给你的这一部分，大概有一半发表过，一半我认为可以发表，但也拿不定主意，所以交给你，你斟酌着做写作素材吧。”他把这些稿子交到我手上时说，“原先不打算发表任何与工作有关的文字的。但这些年逐渐有一些新的认识，就是作为反腐工作的一线人员，你不说故事，别人帮你说故事。你不说对的故事，别人净传说不一定对的故事。不对的传播多了，妖魔化的危险就来了。所以，再三考虑，我们还是说一点吧。作为同行，我迫切地希望能够支持你的这一发声行动”。
与谷先生的热心一样，来自上级纪委的许先生，虽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作为一名长期在专案组从事大案要案审理工作的“老纪检”，他有着一个内存庞大的记忆库——花白头发下，一个博闻强记的大脑袋，从那里，他向我无私地提取出这些记忆。他说，你不要说是写一部书，你写十部八部书的材料，我这里都有。在办案的过程中，我有太多的发现，太多的感触，我也想记下来，但时间精力实在紧张和不足，有心无力。而且，写公文，我行；写生动，还真不行，呵呵，才华不够啊。
连续多少天，他一旦得空，就从办案点出来，约我到茶馆里坐下来，倒豆子一样，向外倾倒他经历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鞋子”的故事，他有些得意地对我说，还真舍不得把这个故事给你，我想退休之后写这个故事呢，写个办案回忆录，或者简单点，写个办案心情的散文，这个故事，多好的素材啊，呵呵，最有意思，起码对在位的官员最有警示作用——
“为什么叫鞋子的故事呢？几年前，我们查处了北边一个大市的常委，贪污受贿六七百万元，玩弄女性，生活腐败。但这人，在当上市领导之前，比较勤奋，也很朴素，他能走到一个大市领导岗位上，还真不是靠溜须拍马什么的这么简单。人家以前，整个就是一个苦行僧，对自己要求很严，深受上级领导信任。而且，那个他，可真有才。在位讲话啊，脱口成章，口若悬河。落马后，他说了一句话，慨叹自己的命运里，有一个事关‘鞋子’的玄机，那种隐喻，契合得可怕。他说，他是‘唱着草鞋觅铁鞋，脱掉草鞋换皮鞋，踏破旧鞋得锦绣，换上新鞋成囚徒’。你听，四句顺口溜，全在说鞋，一看就知道，这每一个鞋字里面，都有文章，都有故事。”
老许说着说着就停下来了，不是卖关子，实在是他的烟瘾太大了，得烧上一支。因公共场所禁烟，每次我们聊天的过程中，都会有几次不得不停下来，走到外面的露台上，等他抽完烟再说。而且，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要重复一句话，不好意思，没日没夜在案子上蹲点，烟瘾越来越大。抽完烟回到屋子，他继续说：“这老兄头两句诗，唱着草鞋觅铁鞋，脱掉草鞋换皮鞋，说的是他这一代人，唱着‘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装满舱’的歌曲，长大和走出故乡的。他的父亲，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背井离乡的一批小生意人，跟着浙江商人，在外面推销小电器，日行百里，风雨兼程，穿着一双草鞋走出家乡，年底发了小财，然后穿着一双皮鞋回到家乡。他父亲做小生意，历尽千辛万苦，把那双新皮鞋跑穿了鞋底，才把他和弟弟养大，并相继送到了高等学府，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那一年，老人在回家的路上，终于把那双鞋子的鞋底跑掉了下来，回来后就生病了，癌症。在床上撑了几个月，临去世，老人家对他们兄弟俩说，儿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做小生意太辛苦了，而且没地位，在别人眼中永远是个穿草鞋的，脱不掉土。我希望你们好好闯一番事业，最好捧上铁饭碗，那就不是穿草鞋换皮鞋的事儿了，那是换上铁鞋了，再也不怕脚下没路了。弟兄俩牢记父亲的遗训，特别勤奋刻苦，不知道踏破了多少双旧鞋，终于奔到了锦绣人生。特别是老大，50岁不到，就走上了厅级领导岗位，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贵人。应该说，这份前途来之不易，他在天之灵的父亲，应该在九泉含笑呢。他也特别珍惜这一切，凡事十分谨慎，不敢妄为。
“当上领导后，许多人来他这里‘公关’，送钱送物，都被拒之门外，这些公关高手，真的一个个最后都败下阵了。唯有一个来自他家乡的老板，最后把他这个‘堡垒’拿下了。
“怎么拿下的呢？有一年元旦前夕，该老板以替他老母亲捎口信的名义，来他任职的市看望他，顺便买了一双新皮鞋过来。一进门，就蹲在地板上，亲手帮他脱下脚上的旧鞋，说，辞旧迎新，穿上新鞋，意味着履新，这也是令尊大人生前的美好愿望啊。他特别感动，感慨万千，眼泪都下来了。从此，这个老板每年新年都送一双新鞋过来，亲手帮他换上。他也如愿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从副厅级虚职，到副厅级实职，再到正厅级，直至正厅要职，五六年时间内，履新四次，步步加分。他处处小心，唯独对该老板那边，开了一个‘口子’，也几乎有求必应，帮老板办了不少事儿，也收了老板不少钱财。最后，走进深渊，把前途变成了囚徒，把锦绣变成了泥淖。那次，我们奉命去‘双规’他的时候，他看着自己的脚，突然哭了。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也知道，他刚换上当年的那双新鞋，才穿上脚两个星期。而供出他问题的人，正是为他穿鞋的那位老板。你看，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这么玄！”
说完，老许又跑出去抽烟了。
<h2>2</h2>
研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也许就像我几年前作为纪检战线的新兵蛋子，亲自参与办了几件案子一样，带着疑问，用足了认真劲儿钻进去，最终才有可能恍然大悟。任何故事，不管你如何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不是这个故事的制造者，就是参与者；不是参与者，就是见闻者；甚至连见闻者都算不上，但我们一定会是这个故事的间接关联者。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故事。你在某个故事中的身份，你与某个故事的某种关联，也许就是其中某个，或者可以设想是其中任一：
一个正在利益面前纠结的权贵；
一个手提文件包踏破铁鞋的项目经理；
一个被制片人骚扰而选择沉默的三流明星；
一个在公文堆里没日没夜笔耕的小公务员；
一个每天丈夫不回家心里就不踏实的家庭主妇；
一个为孩子的教育机会而愁眉苦脸的平民父亲；
一个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却依然操心着的老母亲；
一个踌躇满志要考公务员的大学生；
一个策划污蔑他人名声的网络水军；
一个爱上有妇之夫的女职员；
一个把财产东掩西藏的民营企业老板；
一个被诈骗破产而筹资再创业的中年男人；
一个亲自把局长老公送去自首的结发妻子；
一个因爆料而受到人身威胁的新闻记者；
一个痛苦地移送着涉腐同事去司法机关的纪检干部；
一个被刺杀的城管和一个被驱赶的小贩；
一个公示期被举报的高级领导干部；
一个因一顿饭而被处分的将军；
一个研究腐败机理的大学教授；
一个就业名额被别人占据的底层青年；
一个把国骂当作爱国的体育冠军；
一个一边献血救人一边放藏獒咬人的富二代；
一个无奈的行贿者或一个欲罢不能的受贿者……
任何角色，你都能从中找到你的对应，找到你阅读体验的万分惊恐和十分欢欣，几多彷徨与些许振奋。也因为故事里的事是过于真实的，却又在日常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里藏匿得太深，成为一种或蒙蔽或心照不宣的“内参”，就跟众生的灵魂一样，一面是丰富而多彩，一面矛盾而又危险。所以我们的故事，你会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地入情入境。也许听得笑起来，也许听得跳起来；也许听得夙夜难寐，听得一夜白头，也许听得痛快淋漓，欲罢不能；也许听得稀里糊涂，不明究竟，也许听得如雷贯耳，醍醐灌顶。
是啊，这些故事，有的是“潜伏”，有的是“风声”，有的是寒心的情感戏，有的是精心的迷魂阵，心灵的纠葛，命运的沉浮，无形之手的捉弄，汇聚得像个庞杂的戏园——然而，轮番上台的却不是表演，是活生生的江湖铿锵。虽然，我涉足这个行业的时间才三四年，并不是特别长，但故事里的那些事，只要是一个哪怕再普通不过的当代中国人，都不会感到“天花乱坠”。当然，不“陌生”不等于就“熟悉”，熟悉了还不一定能达到“洞察”的境界，即便洞察了，也未必能心相通，情相融，也未必能明其理，悟中道。很多事儿“真实”的简单面貌里，藏着更多的“真实”，其中的“机关”，即便我这样的纪检业内人，也难免“一时糊涂”，非要读到细处、问到深处方才明了！有的故事，听得稀里糊涂，过了几天，回头想起来，才要忍不住拍案叫绝；有的故事听得怒火中烧，回去几天才能平息；有的故事，听得泪水涟涟，却经不起理性的考量，就使自己陷入一份羞耻难当，甚至伴生一份绝望的情绪。很多故事里面，无限的波澜壮阔，经由当事人的描述，倾泻到我的内心。一段时间，我甚至难以承受。要去接受这些故事，接受这些有的甚至荒诞荒谬的故事逻辑的存在，甚至绘声绘色地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的确需要一些特别的勇气。
<h2>3</h2>
说故事，听故事，我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故事的亲历者，承受了怎样的跌宕。
在我担任纪委书记的几年间，我参加了中纪委和地方纪检系统的好几场学习活动。每次的学习班，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课程，那就是心理辅导课。2015年秋天，在中纪委监察部于河北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上，一位著名心理干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前来为我们上心理辅导课。他一走进课堂，就对来自中央部委和全国各地的200多名纪委书记学员，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我在生活中，而不是在今天这个课堂上遇到在座的任何一位领导，我都会像绝大多数百姓一样，用崇敬的眼光仰视你们，当下，纪委书记这个职业，在赋予你们重托的同时，赋予了你们很多的荣誉，甚至超凡的力量感。然而，今天你们端坐在我的课堂上，说得轻松、好听一些是我的学生，说得严重、难听一些，是我的病人。因为，你们的职务为你们的阅历里积蓄了很多负能量信息，在你们心里装载的沉重故事太多太多，随便拿出一个故事，就能让一个普通人听得心惊胆战，扪心捶胸，甚至心理崩溃，而你们却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背负着越来越多的这类故事，镇定自若地走在雷霆万钧的路上。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看，你们就是病人，你们需要放松、再放松，放下、再放下，党性固然可以强大你们的内心，但内心超载太多，就难免弯曲，直至破碎。
接着，他关掉大教室的灯，播放一段舒缓的音乐，让大家闭目静思。五分钟后，音乐结束，灯光亮起，课堂里闪闪烁烁的，尽是泪光。
教授接着说：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我们累积的负能量信息，是从社会广大的正能量信息中剔除出来的。它是正能量的观照，是明辨是非，为社会病理寻本溯源的介质。
但是，这些，你必须倾倒出来。
<h2>4</h2>
通常，一个人容易从他的“出身”里找到表达的方式，形成话语的风格。“纪检”这种背景里的作家，必然有话题的诸多顾忌，表达的诸多障碍。出于身份的严肃性，我们慢慢养成了“说大、不说小”的习性。具体说，就是宣讲政策、解读纪律、破译重点案例的时候，口若悬河，说到自己的日常工作，则寥寥数语，甚至三缄其口。但是纪检事业完全又是做“人”的工作，做“人情、人心、人性”的工作，时间长了，感动太多，感慨太甚，感悟太深。心中有事，久憋成患。即便不为自己，从做人责任与角度担当出发，我也需要把从业心得与人们分享。事以知之，情以动之，理以晓之，我认为这应该算是尽一份本职。
长期以来，纪检这条战线沉在沧海之中，其力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着看不见的波澜壮阔，有着听不到的声情并茂。清风不弄潮，浑气来作浪，这条战线的苦心与辛劳，往往被神秘的面纱笼罩，被误读的雾霾覆盖，太多的故事在口传之间变形走样，最终成了八卦。而八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像游戏，像编排，文过饰非，无奇不有。
“刚到两天，他就爽快地交代了100多万元的受贿数额，还意犹未尽，搜肠刮肚地回忆。如此‘好态度’，让人心里打鼓，叫他不要急，先静一静，想清楚后再说。经过核实，竟然只有60多万元是真的。原来，他精神一直高度紧张，认为多讲就是态度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否则就要‘吃苦头’……事后，他感慨万分，说进来之前，大家都认为没好日子过，不如多说点，让办案人员满意。”
“老婆捉奸在床，他写血书发毒誓痛改前非，仕途并未受影响。开始还重合同守信誉，不久又旧病复发，拿贪的钱去博女子一笑。但那女子并不满足，竟要鸠占鹊巢，并以举报发艳照要挟……”
比如，同行谷先生向我讲述的此类故事，在反腐传闻中并不鲜见。我们听到这里，倘若没有一个真正的知情人来告诉你结果，“八卦”给出的答案，一定是“指标反腐”“小三举报，妻离子散”，因为“无官不贪、一贪惊人”“小三挥霍、二奶反贪、妻子反目，家破人亡”几乎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一种俗成逻辑。可真相呢？亲历这件事的谷以成告诉我：“纪委帮他一一核对，否定掉7笔受贿，准确裁定为637900元。”而另一起“二奶腐败”的结果是：“老婆知道了，平静地说你赶快去自首吧，这样才能一了百了。不管坐多少年牢，我和儿子都等你。”
真正反腐的最终一定是“正能量”，扭转乾坤的一定是大法大德、依纪依法，大情大义、真情实义。
我曾几次参加巡视调查工作，也在办案点蹲点参与审查涉腐官员的专案工作。一个组就是一个按照组织原则和科学标准建立的临时工作队，专业的调查、侦查、案审、财务、审计等人员一应俱全，任何环节不落实，任何细节不准确合理，就根本无法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工作。在这里，谁都无法“任性”。
诸多的故事，难道不能以正视听，难道不够振聋发聩，让听者动容？我们为什么不去传播这些故事呢？此情此义，在日前的世风下，难道不是一场润物好雨！从另外一个更为开阔、更为感性的角度，为自己所在的这份事业开宗明义，广布正道。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些同行，纷纷把这些填埋在心里的故事拿出来，随时准备大白于天下的缘故吧。
<h2>5</h2>
然而，我写作的《追问》，所“追问”的并不是自己和同行的阅历。“追问”是从自己和同行的立场出发，披荆斩棘地上路，进入另一个群体——一群被处分或法办的高官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能否做好一场成功追问，在午夜的星空里，寻找到黑洞深处有价值的“暗物质”，取决于我到底能不能勇敢地进入到这些黑洞，却保持着光明的睿智和温和的倾听姿态。
从中纪委和省纪委提供的633个案例中，我遴选出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与其中的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又从中选择了8位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在将近两年的材料消化、当面访谈、实地采风和着手创作的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讲，我的精神状态几度近乎崩溃。固然，浩瀚的材料研读和大量的走访活动，使我皓首穷经，但最折磨人的，并非繁多的工作量，而是身份的扭曲和心灵的灼烧——作为一部口述体的纪实文学，作者必须进入讲述者的内心，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认同他讲述过程中流露的一切好恶，反映他的原本的内在形态，并以此触摸到他灵魂的真实。而这是一群怎样五花八门的灵魂啊，一套套多么荒诞的人生逻辑，一种种多么无常的好恶，一番番多么怪诞的精神形态，它们纠结在一起，混乱成一团，激愤着你的常情，颠覆着你的常识，涂改着你的常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睿智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温和了！
当我太多地追问了他们的灵魂之后，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成了他们的“众追之的”。
一天夜里，当我又一次陷入这种写作困顿的时候，我忍不住拨通了一个作家朋友陈先生的电话，向他请教如何走出这种糟糕的写作状态。我之所以选择向陈先生求助，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听说他正在采写一部关于“造反派”的纪实文学。许多当年的“造反派”进入老年，开始反思自己的年轻冲动，愿意倾吐那段扭曲的青春爱恨情仇。陈先生在电话那头，果断地对我说：
“立即中止，放弃写作。”
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打算写作造反派后，找到了几十个采访目标，都是当年的造反骨干，极有故事，也愿意说出来。但我交谈了三个采访对象之后，发现他们很平静，我却要崩溃了，我的心里无法承受那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我毅然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
他还忠告说：
“你不能让自己长时间浸泡在别人的污河里。寻根追源，排污清淤，固然是好事，但做任何事都要先丈量自己的承受底线。”
放下电话，我停止了将近一个月，不再触摸写作的键盘。我的心，充满了畏惧。然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读到了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阐述“我为什么写作”——
“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殚精竭虑的拼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力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个过程的。”
我混沌的认识像被豁然拉开了一道口子，顿时明亮了。我过度沉浸在题材的灰暗本身，而导致了写作的疲惫。我忘记了在这题材的内里，是一定能够寻求到驱使我坚持下去的某种魔力的！
和着键盘的嘀嗒，借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旋律，我的内心飞扬出这样的声音：
“我要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
跨过三百六十五里的星辰，
为了光明正大的梦想，
毅然踏上寂寞的征程。”
时空浩渺，星辰灿烂，我毅然逡巡于其中的幽暗。

第一部 危情记
2015年秋天，我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学习时，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这份惊喜随即又为我带来了一串意外的收获。在学习班快要结业前几天的一个早上，当我一跨进大教室，全体同学突然齐刷刷站立起来，朝我鼓掌。我正在莫名其妙，临时班委会的文娱委员，一位来自西部某大市的监察局副局长涂先生，抱着一堆书，走到我面前，大声说：丁班长，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您跟作家丁捷长得一模一样！是作家潜伏到纪检系统的吧。
同学们哈哈大笑，继续鼓掌。
这些年来，随着我的长篇小说《依偎》《亢奋》在国际、国内获奖，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但几乎没有读者会知道，也不会去想象，作家丁捷从来都不是一名专职的作家，而是一个一年到头忙于世俗工作的干部。甚至我单位的干部职工，最初都不知道他们的同事丁捷，与作家丁捷是同一个人。近几年传媒业过于发达，我的一点小“底细”逐渐被同事和部分读者扒拉了出来。正如眼前这样，他们在网上发现了跟自己一起学习的学员、临时学员班的班长、来自江苏省属某单位的纪委书记丁捷，就是“潜伏”在纪检队伍中的作家丁捷。
我在前面说过这个意思，每一个纪检工作者都有365个故事365里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可说的东西比一般人更多，而可说的机会比一般人更少，所以我们内心里倾诉的愿望，比一般人更强烈。唯有同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畅所欲言的自信。好了，现在这个群体里面出现了一个作家，而且就在身边，可爱的同学们，难怪他们这般的兴奋，如同见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面对突如其来的抬爱，我当即有些小晕乎，也有些羞愧。同学们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我的几十本书，由涂先生一起抱过来，让我签名。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天，他们纷纷对我说：
“写一本书吧，与纪检有关的，我们都可以提供精彩的素材。”
我承诺他们，一定，一定。
学习班结束后回到江苏，在我着手搜集案例和认真思考反腐题材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的学习班的同学们给我发来大量鲜活的一手材料。我决意放在这本书第一部的故事，就是这份惊喜后的收获：今年6月的一天，去年在学员班掌声中抱着书走向我的那位涂副局长，学完回去后升任市纪委副书记了，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如果写书，他这里有个很好的案例可以提供。接着，他在电话里简单说了这个故事几个细节。我立即对他说，我马上飞过去，请老同学务必让我见到故事的那位主角——这位因“错情乱爱”落马的赵姓副市长。
他在电话的那头说：我马上来安排，他现在已经刑满“出来”了。告诉你啊，年轻时我跟他是战友，他非常愿意说自己的过去，他说，每说一次，心里会降压一分。
凭我的直觉，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落马官员，他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往事。
我的经验是，大部分被处理的官员，都希望自己和别人，尽快忘记自己的过去，往事最好如烟，消散、流失得越快、越干净越好。他们中一旦有人表态，愿意说自己的故事，那最好倾听者马上出现在他面前，事不宜迟，因为他们随时会反悔。因此，第二天，我就在成都机场降落了，又乘坐涂同学的车子，翻山越岭，一共折腾了七个多小时，才到了目的地——这位赵姓原副市长，如今隐居在老家山区的一个小镇边，住在亲戚家，帮助他亲戚料理一片鱼塘。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很美，二层小楼，一个小院，一片鱼塘，恍若桃花源。赵50多岁，头发花白，但脸上气色不错，看得出来，他在这里生活得还好。见到我们，他非常高兴，一边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大作家；一边拍打着涂副书记的背，说老战友啊老战友，要不是陪作家，您也不肯来看看我啊。
“老赵你躲得太偏远了。”涂副书记也拍拍他的背。不难看出，他们的青春战友情还是很深的。
陪同我们的镇党委书记介绍说，赵市长——他依然一口一个“赵市长”地叫着——如今是这里的名人，他有文化，懂一些饲养方面的农牧业技术，帮助亲戚和养殖户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乡亲们都很尊重他。
晚上，我们吃到了老赵亲自饲养又亲自下厨做的“五道鱼”——老赵称自己最拿手的鱼的五种做法，如今在小镇上已经是名菜。涂副书记还从自己的车上拿来一箱当地产的白酒，53度，有些呛人，但味道醇正。我们都喝得有些飘飘然。不难看出，老赵毕竟是曾经的副市长，一开始举手投足还是有板有眼，有点端着。说话也是拿腔拿调，尽是符合场面上的规矩。个把小时后，涂副书记在我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意思是说，他在这里老赵还是有些放不开，他就先撤，到小镇上的宾馆“醒酒”去。我说好。涂副书记就先托词太累了，酒也喝多了，和镇上的书记先告辞。他们前脚离开，老赵就端起杯子，自顾干了一大杯，对我挤挤眼睛，说：
“老涂这狗东西一向聪明，挪窝给我们留说话的空间呢！”
一句粗口竟然让我忍不住笑了。那个端着的“副市长”尊容立即散了架。
我要的故事便从酒精里挥发了出来:
<h2>1</h2>
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大贪污分子，也没有收受巨额贿赂。所以，你看，我就蹲两年，出来了，经济上就那点事，鸡零狗碎的，一点小钱吧。不像现在有些人，坐到我这个位置，一旦出事，就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赃款。听说你们江苏那边，一个跟我一样位置的，好像姓姜还是什么的，苏州还是无锡的副市长吧，早些年犯事的，被判了死刑，搞了一个多亿，其中一笔，就8000万元。天哪，一个多亿，多少老百姓的血汗价值啊，真是罪大恶极，毙得不冤枉。我呢，谈不上罪大恶极，但也算令人发指，我犯的不是罪恶，是罪孽。在我看来，比罪恶更恶。罪恶可以现报，罪孽就不一样了，它会源源不断产生负面影响，它可能会长时间渗透、扩散、流传，贻害无穷啊。
可能老涂告诉你了，我犯事的基本情况，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严重违纪，被双开；我犯有重婚罪，被判了两年，去年才出来。我记得当庭宣判的时候，法官问我，服从不服从，要不要申诉。我说，非常感谢法院的宽大处理，如果有什么申诉的话，就是，判得太轻了。当时，法庭上旁听的记者就笑了。后来有些小记者写文章，说我被从轻发落，掩抑不住心中的狂喜，竟然嫌法庭判得轻，庭上调侃起法官来。其实我不是耍那油腔滑调，更不是调侃法官，我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判得重一点，当时死的心都有，只是缺少一根绳子罢了。判我无期、判我死刑，才符合我当时的心愿。当时我的结发妻子，我一直叫她小李，她就坐在庭下，我看到她一直绷着脸，端坐在那里，我说那句判轻了的话时，其他人笑了，她却流眼泪了。只有她懂我当时的心情，懂我这句话的心理缘由。您听我慢慢说完，就一定会像她那样，理解我说这话，不是矫情。也许你会发现，恨与理解，有时候也许是可以共存的。
我啊，就出生在这一带，您进来的时候可能也看到了，山水不错，但是交通不方便，经济状况在西部这一带算中不溜，一般吧，跟你们江苏那边的小镇，就差远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不一样了，相当的闭塞。我18岁出去当兵，在此之前只出去过一次，是到县城去找我的一个女同学。她是当年在我们这里插队的知青的女儿，后来跟她爹回城了。我那次进城，去的时候搭乘了一辆拖拉机，回来的时候靠两腿，走了一天一夜，不知道迷了几次路，跌了多少个跟头，差点累死在路上，摔死在山里。但是，那一天一夜，我春风得意马蹄疾，我是吹着口哨迷路、唱着歌摔跟头的。
我回到家鼻青脸肿，但是我心花怒放。您一定奇怪了，进城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吃了什么脑残药了？我恋爱了，真的，就那次进城，18岁的我，和她确定恋爱关系，对象就是我去看的那位女同学，知青的女儿，姓吴。她见到我，很高兴，领我到县城的一个国营饭店，吃了两个肉包，告诉我说，我喜欢你，心想你如果进城来找我，我将来就嫁给你。但是你要努力，要走出那个山旮旯儿，否则我的爹妈不会同意，他们好容易才回城，不可能再让女儿回到那里去。你不会当高加林，但也不能成为刘巧珍。
这个你能听懂吗？呵呵，我懂她的意思，她那是说作家路遥写的一本叫《人生》的小说，讲一个乡村青年高加林跟村主任的女儿刘巧珍恋爱的故事，高加林本来是个穷小子，跟刘巧珍谈恋爱是高攀，可高加林后来出息了，进城当了记者，为了前途就不要刘巧珍了。这个故事当时很流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的年轻人中，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小吴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我有点出息，别成为男版的刘巧珍。从小吴这里开始，我大概就进入了与女人的纠葛人生。
那是1983年，我的18岁的初恋，事实上非常美好，特别是我们两个吃着肉包，谈着高加林、刘巧珍的爱情命运，憧憬着未来，此时此景，如果拍成电影，应该是很能拉高票房的故事情节吧。当然这份感情没有什么结果，我当年没有考取大学，就出去参军了，跟她通了两年的信后，某一天她突然就不回信了。我不服气，请假回去找她，她已经跟别人定亲了。她成了女版的高加林，哈哈。
她当时在县百货大楼当营业员。找到她时，我站在柜台外面，她站在里面，两个人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窘在那里，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她说，来不及了，这事只能这样了，你要原谅我，是我爹妈做的主，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确定，那个什么关系，是吧。我说好吧，那我走了，回部队了。她说好的，有空经常回来玩啊。我头也没有回，心里羞耻而愤懑，大步地走了。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跟我爹妈说，他们还有我的亲戚都知道我在城里找了个对象，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被这姑娘甩了。一个男人，一个穿军装的，成了“刘巧珍”，被女“高加林”给甩了，在那个时代那种情境下，我的内心震荡是很大的。看起来，我没有受到这件事多大的影响，甚至一度还化愤懑屈辱为力量，激发了我很强的上进心。后来我能在仕途上爬得那么高，也许跟这件事是有冥冥中的关系的。
现在想想，这一件事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境界高一些，就是一段美好的青涩的恋情，一段手都没有碰，只约过两次会写了几十封天马行空的信的所谓的初恋，完全可以成为一段天真、单纯的情感记忆，应该是人生的一种小动力啊。小吴喜欢过我，给了我少年时期的自信，给了我一种上进人生的发端。可我骨子里是个小农民，现在反思，我读书少，眼界心胸气量都是狭隘的。从那个柜台前离开的时候，表面看上去很平静，其实心中翻江倒海，恨不得炸了那个百货大楼，那个了不起的全县城最高的狗日的大楼。这几年看了很多书，静思的时候也很多，梳理自己的人生，发现自己其实那时候心里就埋着一粒狭隘的种子，或者叫市侩的种子。有了这颗种子，很容易长出某种扭曲的感情，某种有杀伤力的情绪，甚至在美好的树上，结下了怨仇的果子。这些果子随时会坠落，在心灵的土壤上腐烂发酵，产生负面的毒汁。
说件事吧，最能说明我的这种内心扭曲。
2010年我45岁，当选副市长已经是第二年，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我特意到老家县里视察，觉得那是荣归故里。我还毫无预告地临时提出，要去看看县里的百货公司大楼。县长告诉我，百货公司早就不存在了，改制了，但大楼还在，现在是一家民营的大超市。我就问原先的职工怎么安排的，他告诉我改制好多年了，愿意留下来的加入了民营超市，不愿意的分流或者退休了。我说那就看看这个超市吧。我有一种恶俗的快感，我要在前呼后拥中，出现在这座大楼里，甚至出现在她的面前。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很多设想的场景，无不是她的惊愕，她的揪心懊悔，她的狼狈什么的。我甚至设想了对话场景：
“这位营业员同志，现在老百姓购买需求旺吗，对物价满意吗？”
电视台的记者赶紧把镁光灯打在她尴尬的脸上，把话筒朝她嘴边靠过去。
“谢谢首长关心，很旺很满意。”
如果她没有认出我来，也许会这样回答。如果她认出我来，是掉头跑掉，还是落落大方地说，啊呀，你不是赵某某吗，当大官了呀，关心老家来了……
哈哈，现在说说这事都肉麻，都羞愧啊。但这就是我这个人前面大半生的内心世界的模样。当时我去视察了那家百货大楼改制后的超市，并没有看到吴。但我在超市展览室的员工榜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她看上去很胖，眼袋很重，脸上全是斑斑点点的，完全没有了少女时代的那种白净。我突然心里有些快感，觉得自己为这个女人纠结着，跑到这个臭烘烘的超市来视察，简直是滑稽可笑。——我这种快感的源头还不单是这个，我当时除了妻子，外面还有了一个女人，她有一米七二的个头，皮肉如凝脂，这个，待会儿还要细说给您听——我拿眼前照片上这个女“高加林”跟我外面的女人比，一个地上蛤蟆、一个空中天鹅啊，她这光景甚至长得连我的大老婆都不如。事业就更不要谈了，我大老婆那时已经是市人民医院的高级专家了。我把她们三个人在心里比了比，别说心里那个得意呀。
<h2>2</h2>
好的好的，还是要说回前面，还是从那年被小吴甩了之后说起。
起初，那事对我影响真的不小。我回到部队，有一阵子情绪很低落，心里窝着一股无名火。大概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跟战友打了七八次架，都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您知道吗，姓涂的那时是我战友，又是老乡，比我早一年入伍，已经当上小排长了。只有他多少听说过我的事，知道我那段时间为什么像发了神经，老是打架。他向连指导员举报我，你看这人，后来搞纪检是有前兆的啊，哈哈开玩笑的，他是好心，看我那样下去很危险嘛，此前他劝过我，我说去你的姓涂的，你以为你是首长啊，管老子的事！所以，这小子就搬连指导员来了。
指导员是吉林人，对士兵特严厉。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营地外星光灿烂。指导员跟我边走边聊，出乎意料的心平气和，还讲了他自己失败的初恋，一大堆人生道理。我们在山下兜了一圈，回到营房附近准备分开时，他突然用手电筒抽了我一个嘴巴，差点把老子的嘴给打歪了。我毫无防备，简直给打蒙了，眼泪直往下滚。他说，今天我用手电筒打你个熊包的嘴巴，结束训话，你个熊包给我在这里站两个小时，把蚊子喂饱了再滚回去。你好好反思我说的话，把它们消化了，不然，明天开始再看到你萎靡不振的熊样儿，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换四节电池的手电，打得你满嘴没牙，你好好给老子长点志气。
我站在那里，哭了两个小时，然后回营房了。我肿了半边脸，脸上还被蚊子叮了几个大包，一看自己都没有个人相了。
指导员下手够狠的，但这一打确实打醒了我，我决定忘掉这件事，忘掉这个女人。我要好好表现，争取在部队混出个人样儿来。同时，这一打也让我与贵人结下了缘分。指导员后来一直很注意我，提携我。他自己进步很快，后来一直干到某省军区第一政委，现在早退休了。我的对象也是他介绍的，是另一个部队的指导员一个东北老乡的女儿，姓李，后来的日子里，我都喊她小李。因为她比我大两岁，我这样喊她她特别开心。我喊小李小李，她就笑了，边笑边应哎哎老赵老赵啊。多么有趣啊。
我的岳父当时是团级干部，后来转业回老家了。1989年我24岁，跟这位东北姑娘小李结婚了，她当时在军区医院当医生，业务水平公认的出色。小李虽然相貌平平，但脾气很好，很温厚，让我找到了港湾的感觉。关键是她虽然是大学毕业生，又是部队的干部子女，却让我一点感觉不到压力。她从来不轻视我是山区旮旯的人，不轻视我只有高中文凭，对我父母的态度比对她自己的父母还要好。日常生活中小李从不对我挑三拣四，在她眼里，我什么都出色，长相、谈吐、能力、为人处世，用今天的话说，她无不点赞。她不光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而且使我获得了无限的自信，老婆的欣赏对男人来说，真的非常有力量。
1991年她怀孕，待产期间正好长江中下游发洪水，军区把我们调集过去抗洪救灾。像这种情况我是可以不去的，但她直催着我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趁年轻多为国家出点力吧。我就上了抗洪前线，这一去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地干。中间她托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生了一个胖闺女，一切都好，不用操心，任务全完成了再回来。
接到电话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次抗洪，我浑身是劲，由于劳累过度，大概有七八次鼻腔出血，用袖管抹抹就过去了，根本不在意。我的心中充满了豪情，总觉得小李的眼睛，正盯着我呢，不能让她失望。后来我还纳闷过，哪里来这么大的傻劲呢？呵呵，现在想通了，这叫正能量对吧，一个人心里头充满了正能量，就会有释放不完的干劲。可惜，我没有一直蓄养这股正能量。
1991年的这场抗洪救灾，我忘我投入，等回到家我的闺女都能在地上爬了。我立了大功。第二年，27岁的我因功被提拔，成为我所在部队最年轻的正营级军官。2000年我35岁时转业已经是正团级，转到地方上，当了市经贸委副主任。后来体制改革，经贸委撤并发改委，我被调到市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两年后又兼任了党工委书记，党政一把抓。你这次有时间还可以到我们市的开发区去转转，去看看去打听打听，我们开发区搞得怎么样，我在那里干得怎么样。丁先生啊，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开发区是在我手上飞速发展起来的，它至今还是我们市里的经济发动机啊，我们市如果要写当代经济史，我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啊。这个，我没有什么好谦虚的。
也是因为这份功劳，组织上没有亏待我。2009年我44岁就当上副市长，依然主抓这一块工作。上任副市长多年一直到出事前，我都是兼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职务的。在我的领导下，至少在西部地区的中等城市里，我们的开发区排名很靠前，绝对牛啊。后面几年，有的人恨我霸道，背地里骂我是开发区的“独裁者”，他们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独裁赵”。传到市长耳朵里，市长哈哈大笑，说太夸张了，不过难听是难听了点，但没有这点独裁劲儿，小赵也不可能短短几年把开发区干这么大，就让他独裁吧，人事方面别去掺沙子，别搅和掉他的干劲啊。
市长秘书后来打电话偷偷告诉我。市长的这番话我听了很受用，但我从此几乎听不见任何人的任何忠告了。我真的当上了开发区那块地盘上的“独裁者”了。
其实，我心知肚明，一个能干的领导干部，仅仅是工作作风上有点“独裁”，恐怕也倒不了龙王庙。最坏的结局也就是下属不满，同僚捣蛋，组织上看不下去，为我挪个位置罢了。可是，我的作风不限在工作上，我在其他方面被人打开了缺口，生活作风也出问题了。我栽在女人身上了，或者准确地说，栽在情感上，栽在畸形的情爱上。一开始，我的软肋其实藏得还是很深的，后来张扬了，明显了，最终就崩溃了。
<h2>3</h2>
大概是我当开发区主任的第二年春节后，我有一个老战友介绍一个姓庞的企业家来拜访我，说要过来投资一个高科技研发中心基地的项目。我说这是好事啊，投资是我们欢迎的，何况是高科技无污染的研发基地项目呢。因为有老战友介绍，我几乎没有派人认真考察、核实人家的实力和资质，更没有怀疑这位老弟的人品，就直接拍板给了他80亩地。
后来我才知道庞老板这人其实是个靠建筑起家的土老板，只有中专文化，素质并不高，但能吃苦，而且很有世俗精明劲儿。他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想升格自己的事业了，手上筹措了一点钱，出来注册了一个名字看上去很高大上的科技公司，其实也就是名称显得高科技，他那人和他原先做的事，跟高科技一点也沾不上边。后来我也弄清楚了他的鬼把戏，他是先来造房子圈地的。他是做壳啊，不是做内容呢，因为他已经跟一个大国企勾结好了，等他的研发基地一造好，那个大企业就“急着”要在这里落户，正“火急火燎”找地呢，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入股共同开发呀，土老板一下子用这种方式赚了一个多亿。其中的复杂手续，都是我一路支持办下来的。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政策瓶颈需要突破的，完全按规矩来，他年把年的时间内搞不成这事。
我为什么这么支持他？因为他是老战友介绍来的，告诉你，我还真没有收受他的钱。这个后来纪委都查清楚了，在这件事上，你可以说我违反了规矩，但我的确没有冲着钱去办事，开发区天天在拉项目，市里圈的地几千亩都荒在那里，有人来投资建房子上项目，也是我们当时亟须的啊。还有，我这人讲义气，讲感情，特别是听到“战友”两个字，我的心里就有一股暖流，甚至一股激情。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也坚挺，就是这件事，外人看起来像一座难移的大山，可对我来说，这不是愚公移山啊，移开这些政策的山，我办得到啊，至少在开发区这个地盘上，别人不能办到的，我能啊，嘿嘿。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啊，我不收他送来的钱啊，所以我不怕。唉，当然，最后一条理由，说是这样说，其实根本不过硬，有一种“好处”介于有形与无形间，是一种很“隐晦”的好处。我就收了这种“好处”。
我不能跟你说得太详细，说起来太丢人了。那个庞老板特别感激我，总是说，哎呀，江湖上混20多年了，从一个小杂碎混成老板，经事历人无数，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赵主任这样的清官、好人，您也太刻薄自己了，不随大流，这是图什么呀。为了感谢我，在办事的过程中他曾一次性给我拿来50万元人民币，被我拒绝了。2005年我女儿考上高中，他直接跑到我家里，丢下一套耐克运动装，说是祝贺女儿的。我老婆还没反应过来，庞老板就已经快速下楼离开了。运动装包在一个很大的黑色帆布包里，她们母女俩等我回来才敢打开帆布包。如我预料的，里面裹着一沓美元，10万。我老婆小李她吓呆了，脸色惨白，结结巴巴地说，这人不能交，这人不能交。
我见她那架势，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特别强大，在小李和女儿面前，绝对男子汉。我故作淡淡然，一挥手说，生意人嘛，认为钱就是表达尊敬和感恩的唯一方式啊！这不能怪他，他也不是坏人，古话说，礼多人不怪，别人来敬重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不过是为了表达一份感情，我们应该心领。钱，我当然要退给他，但他的心意，我们应该心领才对。
第二天，我把衣服留下，钱退还给庞老板。庞老板从此对我更敬畏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在这方面，一直坚持止步于此，与庞老板，与很多有求于我的人，都保持在这个尺度上，我赢得的敬重恐怕会越来越多，而且可能是终身的，当然今天也就不会躲在这里养鱼。唉，利令智昏，这个利字内涵很宽啊。
庞老板想了很多办法，来变相地表达对我的报答。在他看来，只有我接受了他相当多的好处，他才会成为我真正的朋友，利益同盟啊。他隔三岔五请我吃个饭，打个高尔夫，我都去了。给我送几条香烟，几瓶红酒，我也都拿了。但只要是钱和贵重物品，我自始至终没有要他的。
但庞老板这种人，如他自己说的，江湖中人，比鬼都精，他总是能想到办法瓦解我的。他终于有一天抓住了我的一根软肋，实现了他对我的突破。他窥到我的内心，是一次陪我在成都参观他朋友的一家化妆品企业，庞老板说他也是这个企业的第二大股东，所以请我过来指导一下，自己人的事，务必帮他这个忙。参观完厂区后，企业的老板在他自己的会所里请我吃饭。吃饭时，老板安排了五六个姑娘，说是他们化妆品品牌的平面模特儿，过来演示化妆品的效果。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靓丽，特别是脸蛋，确实漂亮，而且漂亮得有特点。
吃饭的时候，我在她们的包围中，开始时很自卑，觉得自己土得掉渣。除了有党和人民给我的一个官职，有一个人到中年发福的肚子，其他我有什么呢？没有什么，的确没有什么啊，没有显赫出身，没有高文凭大才艺，也没有了青春英俊。但是，随着几杯小拉菲下肚，在男男女女的一片恭维声和清一色逢迎的谄笑中，我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才是这群人的中心。我有什么好自卑的呢，世界上最能发挥作用的东西，难道是年轻？是英俊漂亮？是几个臭钱？不不不，绝对不是，此情此景告诉我，是实力，而比实力高大的是势力，比势力高大的是权力。一个人有权力不就很容易有了眼前这些了吗？灯光酒色，今夜簇拥的中心不就是权力、不就是我吗？
饭后，我们来到会所的多功能厅，那些模特儿一起化妆并换上礼服，然后老板让她们一个个轮番坐到我面前，说请我评点化妆效果。她们贴着我，是那样的近。我看着一张张精致的脸蛋，呼吸着她们芬芳的气息，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这是一个让我彻底失眠的夜晚。我的心里失去了多年仅以权力支撑起来的平衡。这些姑娘多么年轻美丽，风韵十足，而这些土包子企业家，靠我们的帮助发财，然后用这些钱享受着葡萄美酒夜光杯，身边全是精挑细选的女孩子，而且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第二天从成都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有一种严重失落的沮丧。我的心理状态显然被陪着我的庞老板看穿了。他边开车边喋喋不休地向我讲这个服装老板的故事。
“领导你看，这个死胖子跟你没法比，人丑，巨胖，初中文化，啧啧！”他摇头晃脑地咂着嘴说，“可是他过得比领导您潇洒多了，不光是因为有几个臭钱啊。”
我说不是因为钱多，是什么？
庞老板竟然脱口说了一句如诗词的话：为什么我们青春不再，因为我们正当的欲望，被禁锢的思想，愚蠢的道德打翻在地，我们人性从此矮小而萎靡。
土包子说出这种文采飞扬却又意味深长的话，我着实吓了一跳。
接着他便开始讲这个服装老板的风流韵事。他说，光他知道和见过的，那位老板的小老婆都快一打了。说那老板有“收藏”和“品鉴”女人的癖好，就像收藏家一样，发现一个中意的藏品，就不惜代价搬回家品鉴、把玩，家就成了宝贝仓库。服装老板也是这样，每次看中一个女孩，就不惜血本，拼命追求，搞到手之后就为她买个房子，包养起来，生不生孩子，随便女方，只要一心一意跟着他过，一切都好商量。反正他养得起。老板管理这些女人很有一套方法，就是论资排辈，论功行赏，跟他的时间越长，得到的奖励和赢得的尊宠就越多。女孩收藏得多了，老板自己都搞不清先后了，就按照时间给她们重新取一个“宠名”，他管结发妻子叫大年，有几个几乎公开化的小老婆，分别叫作小春、小夏、小秋、小冬。再后面的“藏品”，就开始用月份编号，一月、二月、三月，这样往后排。最近，他对我说，庞弟，不好了，出事了。我说你别慌，出什么事了，这浑蛋说出来的事，差点把我的饭笑喷了，他说：我最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实在太可爱了，可是我的月份不够用了，总不能叫她十三月吧！你看看，领导，这些家伙过的日子，都不比古代的皇上差啊。可你们领导啊，只有一言九鼎的威风，却没有三妻四妾的实惠。我们做生意的是辛苦，你们当官的是辛苦加“心苦”，图什么呀。我到您府上，见到嫂子，一看就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好像比领导您年纪还要大不少吧，也胖了，跟帅哥您在一起，啧啧啧，不好说。这要是往前倒过去百八十年，我们中国人的祖祖辈辈，像您这样的“知府大人”，真正贤惠的大老婆，都在帮您张罗着找第三、第四个小妾了，这个正常啊，还是美德呢，做大老婆的，这事儿干不好，都没脸回娘家，哈哈。
我说，你这狗东西胡说八道什么呀，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搞这个，可不光是道德问题，要丢官的，要违法的。
姓庞的笑得更凶了，说领导啊领导，我的赵大主任，我这些年在各地做生意，见到的领导无数，您的工作能力是我见过的领导里最强的，您的长相、风度、才华和个人魅力，是我见过的领导里面排名首屈一指的，可您是我见过的生活最寡淡、最苛刻自己的领导。我是个小人物，觉悟不高，所以，都想不通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做圣人吗？可是圣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是另类啊——还不是另类呢，应该是孤品、绝品啊什么的啊。当官是一时的，青春是短暂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代官员一妻三妾是标配，现代嘛，好男人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要留情。
你看，就这个浑蛋，特别能说，我一边骂他，他一边笑，还佯装着打自己的嘴巴，说臭嘴，实话管不住。
他这些屁话，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真理。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的十几年里，大家坐下来吃饭喝酒讲段子K歌，说的不都是这些嘛，就那个时代那个风尚，满城的酒家足浴K歌厅，出来应酬，一桌子坐下来没两个美女在场，好像镶金嵌银的豪华包间，生猛海鲜的佳肴，一掷千金的派头，都白白浪费了。
唉，现在想想有点荒唐。可那时似乎再正常不过了，套用现在一个热词，常态，声色犬马，社会大面积的常态化了。我嘴上骂，心里却真正失衡了。我从山里出来，当兵，吃苦，被女人抛弃，颓废中重生，玩命抗洪，奋发上进，一步一步爬行，谋到这么个不大不小的位置，一眨眼，人到中年，我的人生算是尘埃落定了吗。也许，我自己没有看透自己的心思，人家看透了，人家把我心里的某种失衡检测出来了，人家开始“对症下药”了。在此后的日子，我乐此不疲地吃起了这味“药”。
<h2>4</h2>
我第一次出轨就是姓庞的安排的。
那一年我到成都的一个经济管理培训中心去学习了两个月。在成都期间，庞老板几乎每天都到培训中心接我出来吃饭。他在成都有一个专门用于接待的私人会所，会所的经理是一个32岁的女人，姓沈，自称“沈女者剩女也”。据说是单身，其实后来知道她有丈夫，只不过丈夫在广东做电子生意，搭上了一个打工妹，很少回来。夫妻俩各玩各的，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她是姓庞的拉给我的第一个女人，见了第二次面后就上床了。姓沈的成熟妖媚，激发了我身体里的熊性，是的，熊性，用雄性这个词似乎力量还不够。学习期间，我在培训中心的自助餐晚餐券就用掉三张，也就是说，两个月九个星期，我有八个星期多两天的晚上，都是在庞老板的会所里度过的。
学习结束后，我很想那个女人，每个星期都要跑一趟成都。后来，索性通过熟人，在成都某大学读个在职博士，一举两得，既解决了一个高文凭，又找到了合理的借口经常跑成都。这样持续幽会了大半年，似乎才平息了一些，心里的那头“熊”，才有些安静下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理应心理失衡病治好了，可是我却产生了一种更加空荡荡的感觉。直到那年春节前，我遇到了她，我叫她小乔。当然，她的名字不叫小乔，也不姓乔，只是我遇到她，脱口就叫她“小乔”，她很惊讶，抬头望我，我乐了，说你真叫“小乔”啊，她摇头说，不是啊。我说，不是那怎么应我呢？她哈哈笑起来，说你不是喊我是喊谁呢，喊错了姓而已。那行，就是喊你的，以后你在我这里，就叫小乔了。所以后来一直叫她小乔，她喜欢，认可。
这种“艳遇”说起来有点麻烦，后面的发展，我觉得是一种缘分，可别人不一定理解，认为不就是玩女人嘛。省纪委办我案子的那几个小年轻，听我讲这件事，鄙夷不屑地说，不就是玩弄年轻女性吗，顶好听也就是个婚外情，别粉饰得跟小说奇缘似的，肉麻啊老赵。涂局还骂我就是老牛发淫威，就想啃几口嫩草。可能你听了也会觉得我不地道。但我不辩解，反正我的心里不能接受我是玩弄女性。我只实事求是说这件事，我没有主动对小乔猎艳。我们有感觉，从见面开始就有感觉，找到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几句话下来就觉得很对劲儿，能够找到对方的兴奋点。第一次有趣的对话，让我们记住了彼此。认识的场合，是在市里的经济博览会筹备会场，我来视察筹备情况，慰问志愿者服务队。她是大学生志愿者的领队。于是，就有了那个对话；于是，就有了相互留号码。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说你学生娃，请我吃什么饭啊，有什么事就来我办公室直说吧。她就跑过来，说父母在老家县城被人欺负了，她老家的房子进入拆迁开发范围，为拆迁补偿的事，她的父母跟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发生纠纷，纠纷升级，动了手。她父亲是当地的中学教师，手无缚鸡之力，哪里经得起打呢，结果在扭打中被人家三下五除二打翻在地。受了伤住院，人家拒赔医疗费，所要增加的拆迁权益更是没有。她父亲书生气，胳膊拧不过大腿，气得出不了院了，感觉浑身出了毛病，快不行了。
我听完她的诉说，心中窃喜，我想我的机会来了，我要让小姑娘欠我一个人情。
当时我已经有了主意，但我没有按这个主意说，而是说这个嘛，要按照法律来，要请个好律师过去，跟他们较量。她傻了，说这有用吗，开发商那么嚣张，就是跟县里的头头脑脑沆瀣一气，您是市里的领导，我还以为只要跟我们县里领导打个电话干预一下，就行了呢。我说，这不行，以权力干预权力，甚至凌驾法律，不符合规矩，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得找一个厉害的律师，以理说理，以法说法，我相信一定能成。她泪眼巴巴地说，到哪里找到这样的大律师呢。我说，所以啊，你不正来找我了吗。她听了这话，笑了，说，您真好心又正派，天下的领导都像您这样，老百姓就好过多了。
唉，所以说啊，有个词叫“天真可爱”，“天真”和“可爱”是放在一起的，绝配。年轻人的可爱，就在于尚未脱离天真。她的事我其实根本没有用什么律师，就是给县里打了一个电话解决的，因为这个事确实是欺负人了，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跟县里说，赶紧纠正过来，该道歉就道歉，该补偿就补偿。我当时虽然还不是市领导，但我跟市属的几个县区的领导都熟悉。对小乔家这样的百姓来说，是大事，可对我们来说，这不算什么大事，找个熟悉的县领导让他过问一下就行了。
事情很快摆平，小乔的父亲拿到了补偿款、医疗费，很快就出院了。开发商还专门登门道歉。小乔感激得不行，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行啊，你请客我埋单吧，地方我来定。
吃饭的时候，她心思重重地问我，官司打赢了，但拿到的钱，也不知道够不够付大律师的代理费。我逗她说，够呛够呛，大律师的起步价都是几十万呢。她说，她马上毕业了，工作后会抓紧时间还钱。我说算了，算了，律师是我的朋友，人家哪里好意思向我收代理费啊！她说，那不行那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她说，我不能欠你那么大的人情，我会给你钱。
我笑笑，说，好吧，我等着。
我们后来又在一起吃了几次饭，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很快就同居了。我感觉我恋爱了。那阵子，庞老板喊我去吃饭、K歌、桑拿，甚至弄些模特儿陪我闹腾，我都提不起劲来。准确地说，好像小乔的出现，把我心里的那个空荡荡的缺口给填上了。我认为此前20多年，我没有谈过真正意义上的恋爱，更谈不上人生该有的轰轰烈烈爱一场。小乔有一米七几的个子，白皙，修长，纯真无邪。她在跟我交往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向我伸手要钱，而总是开玩笑说，我这是以身抵债呢，从现在起，我不叫“小乔”了，我是还卖身债的“喜儿”，你就是“黄世仁”。我从此就叫她“喜儿”，她就喊我“黄世仁”。
“喜儿”的出现，经常让我彻夜难眠，思绪万千，我觉得这是上天冥冥中给我的补偿，我在事业上打拼了几十年，情感上却如同空白。“喜儿”让我如获至宝，情感上产生巨大的满足感，甚至内心偷偷地升起一种自豪感，一股骄傲感。我为她也是拼了。她大学毕业，我亲自为她找工作，一口气为她落实了四份工作，供她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后来她选择的不是自己专业对口的外贸，而是到市商业银行上班。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工资高才不需要看“黄世仁”的脸色，才不需要用“黄世仁”的钱啊，“喜儿”可不能拖累“黄世仁”，“喜儿”希望年轻有为的“黄世仁”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不是一生背负儿女情长；更不能因为我，丧失志气，甚至犯错误。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感动得哭了。那一刻，我想我为她死，都义无反顾。
听到这里，丁先生，您也许理解我为什么在回老家视察的时候，一定要去一趟百货公司大楼，试图望一眼姓吴的初恋，那个女版的“高加林”，哈哈。当然，“初恋”这个词用在那里，也不一定准确了。反正，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种在内心里，在下意识里，偷偷地比照，快感无法形容啊。
现在回想，也挺罪恶的。我面对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的时候，好像都忘记了自己还有其他女人在，法律上的，道义上的，名义上的，事实上的，全然没有在乎。我面对谁，眼睛里只有谁，不是吗，我觉得自己是独立的，有权利这样，只不过是不可告人的隐私而已。那时候，我的事业处在亢进期，是市里的大红人，开发区成为全省甚至整个西部的标杆，来学习的政府团队，一年几十批甚至上百批。除了春节，没有一个星期缺接待的，来者都要点名求见我，听我介绍经验。市委书记和市长看到我，都是一口一个“小赵小赵”地喊着，那种亲昵，对我来说太激励了。我也没有辜负这份厚爱，我在工作上没日没夜地拼命，我对自己说，一辈子得像个军人，一辈子都要处在当年抗洪救灾的那种劲头上，一辈子不要再挨手电筒抽打，被别人说软蛋。
我太风光了，我的风光掩盖了一切，甚至麻痹了自己。我与小乔的关系，并不是密不透风，没有半点跑漏。但是那些年太疯狂了。说实话，社会风气不太好，一个大权在握的官员，一个把企业做起来的企业家，一个有点名气的社会名流，好像在外面没有花花草草的事，都不正常了。所以，似乎都没有人过分在意男女绯闻。
我记得我开发区下面的招商局局长，被人举报，在外面有好几个情妇。我只是把他喊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通，对他做了两点指示：一、不要把篓子捅到家里去，破坏家庭，那样麻烦就大了；二、经济上要干净，不允许为了女人贪污受贿捞不义之财。既没有处分他，也没有制止他。那家伙对我感激涕零。我当时觉得这没有什么，只要后院不起火，男人嘛，工作干好了就行，生活随便一点，不是个事儿。再说，没有这位能干的局长，就没有开发区的招商工作的精彩，就没有我们开发区的今天。这些小节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权当是一个人对自己劳苦功高的自我犒劳吧。
我与小乔的关系传到社会上之后，我听说后，也没有当回事。市长秘书曾在一次跟我一起喝酒的时候，突然跟我说，老哥啊，听说您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啊，女朋友的档次也很高啊。我马上知道有人在市长那里捣鼓我了。我刚想解释，市长秘书立即制止我，别，老哥您别说了，我只告诉您一句……市长说，有的干部一心一意地为人民工作，做成了很多正事，我们不能动不动拿莫须有的杂碎干扰这些干部；有的干部成天混日子，还三长两短歪打算盘，栽赃了很多做正事的人，是真正的负能量，我们不能鼓励。然后，他诡秘地对我说，赵主任您可知道为什么别人拿这个搞你？我说，还真不知道。那小子哈哈大笑，是因为确有其事啊，有红颜知己也不带给兄弟们看看，饱饱眼福。我心里一惊，说瞎说瞎说，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党天天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呢。那小子笑得茶水都从嘴里喷出来了，说逗你呢，真正的原因是，您是副市长热门人选，举报信激增啊！但不知道这些举报是不是空穴来风？
我听了市长秘书的话，也就放心了。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好好干。我脱口而出，我说市长这样信任我，厚爱我，我应该干得更好才对得起领导对我的信任。
那阵子，我“加班”太频繁了，加上外面有绯闻，我老婆开始怀疑我。但我的确没有在小乔身上花钱，工资总是原封不动地交给她的，一个子儿也没少过。我就把我成为省管后备干部，是副市长人选，竞争对手和工作中得罪的下属，开始搞我了，等等这么回事，告诉小李。小李相信了。我老婆还是相信我的话的，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有真正怀疑过我，也没有因为一有风声就回来闹腾，或者到外面明察暗访。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对自己的业务工作也很上心。她也是个母性意识很强的人，所有的业余精力都花在女儿身上。外面传闻多了，她最多警告我，说你可不要忘了自己的出身，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先估量一下后果和代价。我总是赌咒发誓，请她放心，我说，我只是党、你和女儿三个人的老黄牛，心无旁骛。
其实，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孩子正在降临中。
<h2>5</h2>
我跟小乔同居后，最难处理的还是每年春节。春节放假，我没有理由陪她，只能待在家里跟老婆和女儿在一起。每次，小乔只好回老家跟父母过春节。而她一回家，父母就催她谈男朋友，找对象结婚，说这年头女孩子年龄大了，婚恋问题就会成为“疑难杂症”，全国的剩女有六位数甚至七位数之巨。小乔无法面对父母，烦不胜烦。一向活泼开朗的小乔，每年的这个时候情绪会发生很大波动，往往走前哭几次，回来哭几次。可再伤心再尴尬，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看起来很世俗、很简单的麻烦问题。但是让我感动的是，小乔自己哭归哭，却并没有因此抱怨我，总是催我早点回家过年，每次还帮我把送老婆和女儿的新春礼物都买好，叮嘱我要利用节假日，好好休息，享受家庭，陪伴亲人。
小乔并非出身贫苦，小乔其实是家里的惯宝宝。虽说她只是小县城里的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父亲是教师，母亲是一个小企业的会计，但从小到大，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生活上没有让她吃一点点苦，情感上呵护关爱。从小乔快乐活泼的个性，也能看出来她的成长环境是很好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小乔非常讲理，只要牵涉到双方家庭的情感的事，她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宁可委屈自己，也要成全家人。现在的问题是，小乔无法做到让双方的家庭都满意，因为她的父母已经进入为她终身大事操心的年纪，要的不仅仅是陪伴，照顾，而是一个新家庭、新一代的出现。
2008年的圣诞之夜，我和她躲在成都的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西餐晚会的角落，享受浪漫西式新年夜——因为不能陪她过春节，每年的圣诞节就成为属于我们俩的最重要节日。窗外烟花阑珊，室内烛光幽暗，音乐轻柔，细雨流芳。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式新年的过法，浪漫超脱，含情脉脉。可不知为何，这次我精心安排的浪漫，并没有达到以往的效果，小乔一直心不在焉，闷闷不乐的样子。我拿出“撒手锏”，特意准备了一只价值10多万元的大钻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说亲爱的，你愿意做我永远的爱人吗？她望着我，点点头。然而她的眼睛里含着泪光，在微弱的烛光里闪闪烁烁，我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告诉她我的计划，就是等我女儿来年考上大学，就可以向老婆和女儿坦白，让她们谅解并放弃我。
小乔一下子就哭了，握着我的手说，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爱的诚意，也理解这种事急不得，一个男人若是为了新生活，粗暴处理老生活，不给结发妻子和亲生孩子理顺情绪，预留未来，那这样的男人，也很可怕呀。接下来，她说了一件事，彻底让我蒙了。她说，她怀孕了，这次不能再打胎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知道如何表述我的心情和意见。
我不想让你为难。小乔眼泪汪汪地说，可是我已经打过两次胎了，医生建议最好不要有第三次，而且在这么短的两三年内，这不光是影响后面的生育，危及生命的可能性都有。我赶紧表态，那就生下来吧，我们该有一个爱情的结晶了。
她绕过桌子，走到我身后，从后面搂住我，脸贴在我的后颈上，让我感到了她的温暖。她喃喃耳语说，那么有一个新问题出来了，最多到春节后，肚子就显出来了，一个“连恋爱都没有过的女孩”突然怀上了，这么奇葩，怎么向家里人、向社会上的熟人解释这件事啊。
我又傻眼了。我只好说，那就，我回去就跟她们提出来，离婚，早点离婚，跟你结婚吧。
我当时不是内心真的希望这样做，但我没法不做这样的表态，为了这份情义，我也只能“大义凛然”。
小乔，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她当然没有要我这么做。她说，我不能这么做，我的良心不允许这样，我不想亏欠你们太多，更不想伤害别人。再说，这个时候不能影响你的前途，一件生活上的事，让一个自己爱的男人，奋斗了半生的事业前功尽弃，只有坏女人和蠢女人，才会这么做。但是，这个孩子也不能放弃，一是身体不允许，二是情感不允许，三是，她说她觉得即将到来的2009年需要添喜，直觉告诉她，2009年是我的好运年，增加一个孩子，提升一个级别，女儿上一个好大学。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只能是她自己豁出去，独自处理过程中的一切麻烦，承担一切可能的不利后果。我说，这里面最大的麻烦，就是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她一字一顿地说:都想好了，春节回去假结婚。
她的主意是，已经跟自己的一个闺密谋划好，春节借闺密的男朋友回老家，让父母请亲戚们吃个饭，一切问题就不言而喻，临危脱险了啊。以后，大肚子啊，带孩子啊什么的，也不会有人猎奇了。
2009年，一切如我们的设计，如我们的期望。春节期间，小乔带着她的闺密和闺密男友，回到家乡办酒席。闺密男友扮演了小乔的男友，还一本正经地为自己的“冒进”作孽，向“岳父”“岳母”大人道歉。小乔的闺密做了“伴娘”与“导演”。一场戏，看起来天衣无缝，没有引起老家任何人的怀疑。这一年，甚至还给我们送上意外的惊喜，小乔为我生了个私生子。哎呀，没有办法，男人嘛，谁不喜欢儿子呢。7月份，我的女儿被川大录取。11月份市政府换届，我被提名副市长并顺利当选。在我看来，小乔就是我的福星，她是个旺夫的女人，似乎在冥冥中，把我的人生和生活，导向一个又一个好事，一场又一场好戏，一次又一次高潮。
这一年，我44岁。
这一年，我春风得意，照照镜子，都看见自己年轻了十岁，身上也全然没有了大山里带来的泥土气息，没有了多年来内心深处不时冒出来的那种自卑，那种自责。当然，也包括一个男人身居高位应有的那种自省，似乎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为了感谢小乔和她的闺密，我帮小乔闺密和她的男友，在市属单位调换了两份很好的工作。小乔特别开心，她需要有贴心的朋友。闺密其实也在帮我的忙，小乔生育期间的诸多杂事，全是这小两口在帮忙张罗。他们该得到我的一份报答。而这对一个副市长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轻松得不能再轻松，比跟小乔偷偷约个会都要简单、轻松。
<h2>6</h2>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除非从未拥有，一旦拥有，自觉减少与放弃，难上加难。这句话应该是基辛格说的吧。姓庞的老板把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上。
这个人一肚子花花肠子坏水水，这是我出事之后才醒悟过来的。除了我，直接或者间接受他影响而下水的还有好几个。政府里跟我搭班子，协调管理对外经贸工作的一个副秘书长，出事交代后，收了他100多万元的贿赂，每个星期都跟他在一起吃喝嫖赌；下面一个县里的常委，典型的土包子农民出身的那种苦干部，认识姓庞的之后，几年就变得油头粉面的，最后发展到染上赌博和吸毒。春药和毒药，其实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丁点儿距离。
我结识了庞老板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不断把良药变成春药。我也不是不知道，领导干部被党和人民授予的那点权力，本来是一味良药，主要用来造福众生，同时也可以医治自己的混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这里，竟然成了真正的春药，而且那么催情，一发而不可收。我染上姓沈的少妇，后来就有了小乔；有了小乔，我并没有止步于小乔。就在我当上副市长的第二年，我通过庞老板的引荐，认识了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小凡。说起来很荒谬，小凡竟然是庞老板开给我的“一剂药”。
为啥是“一剂药”？是这样的，在后来的几年，庞老板几乎跟我形影不离。我虽然不肯收他的钱，但是，他为我跑腿办事，办一些我不方便办的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让我很受用。庞老板其实知道我跟小乔的事，但是因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个秘密，也没有让他介入这种私事，所以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对这件事的知晓。然而，他是个比鬼都精明的人，他能看穿一些事，也能看穿一些心事。有一天，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男人不能没有几个女人，但不能用情太深，太专注了会被套牢，会故步自封，得一个女人，失去更多艳遇，有时候还会出事儿；男人也不能把任何一个女人太当回事，女人越少反而会在情窝里陷得越深，最后成为一种负担。
他的话让我吃惊。我觉得这狗日的看穿了我。
我那时几乎忽略了妻子的存在，一心在小乔身上，慢慢有些乏味，也有些对妻子愧疚。但我也没有办法回归，收回我的情感。况且事业上野心勃勃，生活上好像又进入新的一轮春天，蠢蠢欲动。平时，庞老板胡说八道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道理，不管我内心是否认同，为了表示一下我的身份约束和应该有的境界，我都要反驳或调侃他几句。但这次我没有。我陷入了沉思。于是，不久之后在一次宴席上，庞老板便把小凡带到了我身边。饭后，庞老板就为我开房，把小凡塞到了我的房间，我连想都没有想，就把小凡揽入怀中。
小凡是那种看上去野野的女孩，性格火暴，私生活奔放，给了我完全不同于前面几个女人的刺激。我很快迷上了小凡。为了稳住她，我让她辞职出来，自己当老板，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主要接开发区内的企业形象设计的活儿。一般我不亲自打电话帮她，而是让庞老板出面，跟商家说。这边的企业都知道庞是我的马仔，能给的项目就给了，一年三五个小项目，足够小凡维持公司和优裕生活了。而这些关照小凡的企业，也都认为小凡是庞老板的小蜜。他们觉得，关照了小凡，与庞老板近了，也就与我套上近乎了。至少，可以在庞老板组织的饭局上，与我同一个桌子。
小凡很享受这种“关照”。她很快把企业做得像模像样，很快买了自己的房子。她按照新婚房的标准装修这套房子，生活用品都是成双成对配置的，有她一份就有我相应的一份。入住的那一天，她还在里面贴了“双喜”，我们算是搞了一个彼此见证的“婚礼”。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家，三天两头过来住住。
2012年春天，小凡怀孕了。这一次跟对小乔不一样，我连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说，反而表现出渴望孩子早点出生，渴望她给我生一个健康的大胖小子——刚才忘记说了，2009年小乔给我生了一个私生子，我既不安又欣喜。毕竟是“婚外有婚”的第一个“结果”，总觉得不是名正言顺。但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了，又是个女儿，由于我顾家少，她跟我也不太亲近，所以中年得“子”，我内心还是得意的。我对这个孩子还是很关心的，我希望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多给他一些父爱，俗话说父子连心，将来只有儿子才能真正懂父亲，从深处、大处理解父亲；女儿是小棉袄，儿子是铁盔甲，男人的温柔和忧伤，只有男人才懂啊。我有了“儿子”，这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啊。所以，只要不出差，最多隔一两天，我一定会过来陪他们母子一个晚上。然而，我的这种自鸣得意和美好愿望，慢慢地化为一种沮丧，一份心痛，一肩重担。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发现了异样。他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两岁的时候还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一走路就摔倒，反应特别迟钝，不能准确表达任何一件事。这简直是我和小乔的晴天霹雳。说起来让人伤心欲绝，一直到2013年我被组织审查的前夕，一天我跟“儿子”在一起，想给他启蒙，可“儿子”连一加一等于几都弄不清楚，我给他讲大灰狼的故事，讲了至少有20遍，每次他都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可问他大灰狼的问题，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稍微不耐烦一点，他就放声大哭，四周岁的孩子了啊，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停不下来。自从发现这个孩子有问题之后，我开始有点心烦意乱，上班没有那么专心了，总是在研究怎么治好“儿子”的病，总是在盼望有一天，突然他的神经打通了，变成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见到我进门的那一瞬间，喊着爸爸扑到我的怀抱，跟我讨论大灰狼的故事，向我索要更多的精彩童话。
然而，这一天，我至今没有等来。
小凡怀孕的时候，我跟小乔的儿子两岁了，孩子的不正常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所以，当小凡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我时，我脱口而出，好好，如果你愿意，就要了吧。我老了，喜欢孩子。
说是喜欢孩子，潜意识里是喜欢健康的孩子，最好是一个健康的儿子。
2013年初，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小凡为我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她是一个女儿。我被专案组带走之前，只见过这个孩子三次。第一次是刚出生的那一天。第三次是她满月，躺在小床上啃自己的小拳头。那时候，对我要出事的传闻已经甚嚣尘上，我已被混乱不堪的生活和诸多不良预感压得喘不过气来。女儿很漂亮，小脸圆嘟嘟的，我逗她的时候，她快乐地蹬着小腿，舞着小胳膊。她是聪明而又活泼的。我站在孩子床前，逗了她好一会儿，看了她好一会儿。她的眼睛盯着我看，好奇，热烈。真的，我能感觉得到，亲人之间才有的那种温度。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用一个简易文件袋包的10万元钱，悄悄塞在她的小床边，亲了亲她的小额头，然后就走了。然后，再也不曾有机会见到她。
那天在电梯里，我的眼泪无法自控地流了下来。自从被手电筒抽打的那个夜晚后，我好像没有哭过。我是个军人，男子汉，我不会轻易掉眼泪。我掉眼泪的时候，都不是因苦，因累，而是因悲伤，我掉得稀里哗啦、稀里糊涂的吧。
<h2>7</h2>
从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到2013年出事，也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想想在整个人生路途上，七八年并不是特别长，可是我的这七八年，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七八年，走得很苦，走得很累，走得很快，却不知道走得多远，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我更像个陀螺，被自己内心的某种鞭子，乱抽一气，头脑晕着，身体乱着，围着几个生活摊子转着，灵魂疯狂着。我不算是很有文化的人，不太能准确表达，丁先生您看，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被“双规”的那一刻，绝对是如释重负，当天夜里我睡了9个多小时才醒。省纪委办案点上的同志告诉我，我呼噜打得震天响，害得他们在外间都没有睡好。此前我多次有过自首的冲动，我已经把自己拖进了一种无法消受的生活残局。我在三个女人、三个孩子、三个像模像样的家之间疲于奔命，在道德、舆论、党纪国法的夹层里东躲西藏，我自欺而欺人，自恋而自虐。党的十八大之后，也就是我在任的最后一年，我惶惶不安，经常夜不能寐，头发掉了一大把。我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噩梦。我也想到过自杀。但是，那么多女人和孩子在我身后，我除了做鸵鸟，缩着脖子等待猎人，其他什么勇气、什么力气都没有了。
我的结发妻子小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嫁给我，给了我一蹶而后振的力量，给了我因为失去初恋寒心后的温暖，修复了我的心，带我进入了一个男人正常的生活轨道。在那些“老赵”“小李”互相呼唤着的岁月里，我曾是那样的感激她，敬重她。2000年我转业前后的两年，我父母在老家身体不好，她亲自去大山里接他们到城里住。我的父母不习惯，还是要回老家，她就送他们回去，并在那里张罗着帮父母把房子翻修好，在屋子里装上空调，接上自来水，一切安顿好了才回来。她自己的父母亲去世，她自己一个人回东北料理后事。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她包揽了两家后方的每一件事。女儿从小到大，她也几乎把父母的双重责任全部承担了。前面跟着我吃苦，后面我熬出来，位居要职的时候，她却没有享受到任何好处，因为我基本上算个清官吧，当官并没有极大提升我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
您别嗤笑我，我当这么多年领导，并没有大笔受贿，贪污的事更是从来没有做过，否则组织不会放过我，我今天的下场不会这么轻。老婆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姑娘，心眼不细，但很实。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她从来没有想过要靠我的官位发财，也是因为她的这份可贵的把持，我对不该拿的钱坚决不拿。这不像许多贪官，从内当家贪起，最后两个人一起违纪违法，家庭被连锅端了。她是个靠勤奋积累出来的医疗专家，兢兢业业，只想安守一份稳定职业；她是个相夫教子的传统女人，只想安守一个稳定的家。本来，如果我把持得好，后面不要弄出这些疯狂的事，她的忠诚、本分和踏实，应该获得幸福圆满的回报。我得到的荣誉，还会给她和小家庭锦上添花。可恰恰因为我“得道升天”，命运把她摔到了人间地狱。
她比我大两岁，俗事俗务催人老，老得很快，脸上有斑点有皱纹，身子也臃肿。她也因性格安分，中规中矩，显得缺情寡趣。后面的一些年，我过上了声色犬马的生活，已经啃不了窝窝头，看不得黄脸婆。她起初对我在外面的生活将信将疑，但因我每个月都如数给她上交工资奖金，连工资卡都放在她身上，她就没有过多细究我的行踪。最后几年，她其实已经知道我失控了，在外面乱七八糟的事太多了，可能性格使然，也可能为了女儿，她选择了沉默和冷战。我们几乎没有了肌肤之亲，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一连几天不回家，她一句都不会再问。我曾经有两次在春节期间跟她示好，她就冷冷地跟我说，姓赵的，你就别装了，别太累着自己，看在女儿的分上，我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弄得身败名裂，连累我们。我那个时候，既听不进去这些，也无暇顾及她的感受，我们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可是最终，如她担心的，我还是身败名裂，连累了她们。那年她50岁了，就提前内退了，到女儿上大学的附近的地方买了一个小房子，陪女儿一起生活。我现在跟她们几乎联系不上，我希望早早获得她们的原谅。
我特别愧对小乔。她认识我的时候，不谙世事，身心单纯。我设计把她罗入我的情网后，她也许由于我对她家人和朋友的帮助，由于我的信誓旦旦，有过短暂的满足和快乐。但是，她一生的悲剧从儿子出生，拉开了序幕。我无法想象，她是怎么独自面对这份假婚姻的，怎么独自接受这份孽情给她带来的这个智障儿子的，怎么惊悚地发现我在她之后又有了新的女人新的子女的，怎么在我落马时从虚幻中跌落到残酷现实里去的。她那么漂亮，那么天真，那么善解人意。她为我做出的牺牲简直无法估量。前面我也提及过，她是个惯宝宝，整天乐呵呵的，喜欢人与人之间那种轻松俏皮的氛围，喜欢优雅的小资生活。不必大富大贵，温饱小康，无忧无虑，就行了。她走进我的生活，是小白兔遇上大灰狼的必然结果。我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泣情泣血地把自己这个可耻可悲的故事讲给她听，宁可让女儿更鄙视我，我也要女儿警惕，远离像我这样的老男人，远离超出社会正常规范的生活，拒绝一切在伦理上不对等的感情。想到这里，我真是羞愧难当，若我自己没有女儿，我在这方面的良知恐怕至今都不会被唤醒，我不会为血肉亲情疼痛到这个程度。
小乔从来没有因为跟上一个副市长过日子就抬举自己。她靠自己的工资过日子，自己到菜场买菜，做饭。她那么好的身条子，做学生时还经常买点新衣服，穿出一点模特的风范来，显摆几下。自从跟了我之后，都是随便套一件过时的衣服就上街了。她为我两次流产，一次生育，没有让我陪过一次医护，请过一次假。她总是说，您从大山里出来，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她一直都是称呼我“您”，那种敬畏来自于骨子里，那种爱无法表演，真实而又痴迷。因我们的生活不能公开，所以我都是夜晚“潜伏”过去。不管多迟，只要我说我要过来，她都做好消夜等着我。她变成了一个务实而又勤俭的小家庭主妇。
她从来没有向我伸手要钱，怕我为了钱犯错误。为了省钱过日子，儿子的尿不湿尽量少用，都是用尿布，脏了可洗洗晾干循环使用。她说这个环保，孩子戴了舒服，其实我知道她是为了省钱。她把手上的皮都洗掉了几层。她很少逛高档商场，我偷偷带她到成都度了几次假，她每次就逛逛春熙路步行街这种地方，买一点小吃，买几个小玩意儿，就回来了。儿子智障的情况被发觉后，她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感，担心儿子的未来。她决意要一生照顾儿子，即使我永远没有机会明媒正娶她，她也不会再嫁，不会把儿子带进一个未知凶吉的新家庭。我特别感动，发过誓愿意为了她肝脑涂地。可事实是，自从遇上我，这个可怜的女人失去了正常的人生，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未来充满了危机。可是，我还是辜负了她，背叛了她，把她拖入了更糟糕的深渊。
小乔的父亲在2012年因病去世了，她母亲是一个孤僻的人，很少跟人打交道。这个不幸对小乔来说，居然成了万般不幸生活之中的唯一一点“幸运”:如果她的父亲活到2013年，如果她的母亲开朗好交，有一天宝贝女儿的真实生活在他们面前撕开，他们该是怎样的一番悲绝啊，谁敢来帮小乔设想那种残酷啊。
小凡跟我的时间并不长，她的确是那种抱着大树好乘凉的女孩。我占有了她的青春，又不能直接给她财富，只能帮助她建立一份事业。后来她知道了我家外还有一个家，她的心理失衡了，无法平息。她砸烂过家具，也割过脉。为了安抚她，我每次都向她保证只爱她一个。当她把怀孕的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表现出来的坦然与积极姿态，让她对我增加了信任。我位高权重，她觉得在我的庇护下，安逸而又安全。她一度似乎就接受了做“三房”的现实。当然，很多事情可能是我的错觉，特别是对小凡，我真的了解她多少呢？我出事后，她就彻底消失了，带着孩子走了，没有跟任何人招呼一声。她带走的毕竟是我的骨肉，我的女儿啊。我还是挺想她们。
我服刑期间，官场上、情场上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亲人”，亚“亲人”，伪亲人，来看我的寥寥无几。本来与我感情淡漠的大女儿，却每年寒暑假都来看望我。在情感上，我欠她的债最多。她出生的时候，我在抗洪救灾。她的名字里带着一个“荣”字，那是我立功归来为她起的，因为我觉得是她的力量支撑着我在灾区拼命的，这份荣誉应该给她。我要让她一辈子记得她的出身和名字里饱含的荣誉，我希望她不辜负她的名字。女儿小时候学习认真，个性活泼，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她的各种奖状把我们小客厅的一面墙都贴满了。每天，我再苦再累，只要回到家一推开门，迎接我的就是这面奖状墙，我马上精神倍爽。可是，我很少有空陪伴女儿，抚养培养女儿的有关一切事务，都是我老婆包了，我在这件事上做了甩手掌柜。后来想想，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空，不过是没心罢了。一个星期挤一点时间陪家人，再忙的领导也不是不可能。不愿去挤，就真的没时间了，就真的习惯不在家了，就真的野掉了，生活方式和观念野了，身和心也就野了。女儿进入青春期之后，正好是我整天野在外面的几年，是我的丑闻漫天的几年，她变得沉默寡言，成了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她不愿意参加任何文体活动，学习成绩也没有小学时那么出色。我听说之后，没有从家庭环境、从我自己这里找原因，而是粗暴地回去批评了她几次。她从此就不再搭理我了。
女儿去年去重庆参加工作了。从中学开始，她变得平庸，现在的工作也很普通。她本来可以卓越的，但她没有能如我们的期愿。这个虽然是一份遗憾，但我不怪别人，更不会怪她自己和她的母亲，责任在我。同时我也想通了，平安未尝不是福。女儿是最快原谅我的人，这也是我的欣慰。
我天天祝福女儿，祈愿她遇到一个好男人，两人平平凡凡，相爱一生。
<h2>8</h2>
权力和能力加身，若是运用不好，就是两个妖孽，我的命运就是这两个妖孽放纵坏的。
我的能力是市里公认的。前面提到，我们市的开发区在我手上，迅猛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发动机。我担任副市长之后，提出进一步加大发动机马力，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快跑，拉动属县区接力的思路，得到了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认同。一个以现代产业为中心的扩展规划在我任上科学定位，并很快实施，成效显著。我们扩大了开发区为产业新城，核心区在原有基础上打造现代产业群，培育了新型汽车配件生产、环保节能家电生产、生物化学、新型材料等趋向未来型制造业，内侧规划配套服务业和流通业，以及高科技研发基地，周边开发建设生态幸福小镇群，建设宜居新城，吸引人气，留住人才，美化产业外围环境。我作为副市长主抓这项工作不过四年，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型产业新城区初具规模。新城还用地理和产业衔接各县区，真正带动县区经济上了跑道。
我的确太过居功自傲。每次当我面对前来考察的中央、省市各级领导，慷慨陈词，展示我的蓝图的时候，我从他们的频频颔首、赞赏微笑甚至激情鼓掌中，找到了新的自信，新的兴奋点。那些生活上的风流麻烦，内心的敬畏与羞耻，在这种激昂的情绪中，变得薄如纸片，在我心灵的灰暗夹缝中，消失了影踪。这算什么事呢？在我的贡献，我的能量面前，这不就是一点不值一提的风雅吗？
当我的绯闻传得满地的时候，也是我马上“荣升”消息漫天飞的时候。但是，绯闻我不一定经常听到，马上荣升的祝福却是每天不绝于耳。有说我要升任市长的，有说省里器重我，要调任政府某核心厅局一把手的，也有说我已被中央看中，作为后备交流干部，到邻省任职的，等等各种版本。好消息想听就有，坏消息难得露面，我真的处在没有昼夜的亢奋之中。
如此这般，一针一针新的鸡血，打进了我的身体。
老赵的故事，我听了几乎整整一夜。
老赵喝着讲着，讲着喝着，后来全然不顾我的存在了。到最后，语速极快，而且全部变成了方言，我听得非常吃力。而且，他开始思绪混乱，一会儿诅咒自己，一会儿又狂话连篇。他还开始重复自己所讲的内容，甚至肆无忌惮地描述小乔和小凡的魅力善良，表白自己跟她们是真心相爱。他也许是太疲劳，酒也喝太多了，说着说着，进卫生间去吐，回来歪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我十分疲倦。天已大亮。老赵的亲戚把我送到镇上宾馆，我一觉睡到下午两点才醒。涂书记一直在宾馆等着我，见面后问我谈得如何，我说听他说了整整一夜。
“他的料，不大，但不少，不简单，我认为极具代表性。”涂书记说，“客观上讲，他的违纪违法，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太明显的经济损失，涉腐金额也很小，所以连同渎职、重婚这些，就量刑了两年。但他造成的内伤很大。怎么说呢？就是他这种人，不是个别，他的行为，没有造成重大公共事件，看起来没有伤害人民群众，没有坑害国家利益，但他伤害的是亲人，是身边人，是跟他发生关联的人。所以，他颠三倒四的，动辄说枪毙自己都嫌轻，还要求法庭重判自己，完全不奇怪。伤亲人，伤近人，最终还是伤自己啊。”
“这个我认同，”我说，“等于是把毒药喷在自家的花园里。”
“还有，他间接害了不少同志。”涂书记说，“市长因为爱他的才能，也一直不太相信他会生活放荡到这个程度，所以遇有举报什么的，没有深究，在提拔重用上，没有把关，导致失察，被记过处分。政府副秘书长，还有开发区里他的好几个下属，都涉腐被抓。他被失察，他也失察别人，形成恶性循环。”
我觉得，这类人制造了体制的裂缝。我把这个意见说出来，涂书记一拍腿，说，有道理。
领导干部是体制链条里的重要环节，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什么的，若干个零部件出问题，影响了机器高效运转，进而使一些人怀疑整个机器本身的质量。
涂书记说，赵的许多作为，虽然停留在道德层面，但影响极坏，极有舆论杀伤力。
我们探讨了一会儿。最后，涂书记说了办案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他一定给你说了他在部队时挨手电筒抽打的事了吧？！”
我说，是的，很震撼的细节。
“一般人那一家伙给打醒了，他呀，看来，给打了个半醒半昏。”涂书记嘴巴里发出轻蔑的一声哼哼，然后说：“在立案调查期间，我见了他一面。我跟他有渊源，他的案子我是回避的，一点不参与。但他中间给放出来两个星期，就到处找人说情，也找到我，要我帮忙，他说他只是生活问题，没有经济问题。后来他又给老首长打电话，就是那个拿手电筒抽他的老首长。老首长气坏了，电话里一听是他，就挂掉了。案子定性之后，我突然接到老首长电话，托我关心他一下，无论如何，他有一份心意，要我亲自转给赵。于是，我又见了他一面。替老首长转达了心意。”
这家伙卖关子，讲到这里就停顿了。我好奇地问，到底什么心意啊，这老首长很有一葫芦啊。
“是的，很有一葫芦！”涂书记说，“老首长的心意是，让我再抽他一电筒。我找了好几个超市，才买到了一个电筒，过去抽了姓赵的一家伙。他跳起来，说你狗日的不帮我，还他妈的搞暴力办案啊。我一字一顿对他吼，这是老首长让我转达的心意！他立即蹲在地上，就像个孩子似的哭了。后来，有人不明情况，就传说他欺骗纪委办案人员，被监察局的副局长给打了。我还背了个破坏办案纪律的黑锅，都没办法解释。”
我这一夜听下来，觉得赵的优点不少，比如，坦率，血气方刚，肯吃苦，有能力，肯干事，情感丰富，精力充沛。但他的基本素养中没有健全的道德体系，人格不太稳定，价值观比较模糊，尊耻颠倒，缺少这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应有的强大信念。我和老涂的一致意见是：这样的干部早晚要出事，晚出事不如早出事，早点出事，利国、利家、利他、利自己。

第二部 无法直立
去年，在中央召开的重大腐败案件案情通报会上，中纪委的一位领导脱稿列举了几个发生在“大老虎”们身上触目惊心的违法违纪事例。其中一个案例引起我的注意：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为了谋私利，大肆卖官卖爵，收受巨额贿赂；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不顾“犯忌”，亲自插手到基层政府，干预土地划拨、矿产开发等特别具体的经营项目，为向他行贿的企业开路压阵。白恩培是一省“首长”，工作的确很忙，没有过多时间亲自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下属和老板们的“孝敬”，便安排其家属为他“分担”了这项“杂务”。白恩培的妻子利用直接收钱、牌桌变相收钱等手段，敞开口袋，若干年下来，白恩培自己都搞不清，家属为他“进账”过亿。
白恩培的故事具有高官失守党性的代表性，其纵容甚至暗示家人参与以权谋财，更是失却底线，把家人一起拖入犯罪的深渊。类似的情况在被查处的官员中，并不鲜见。白恩培被我列入本书的写作重点。可是，直到其他案例全部采访和材料消化完毕，进入这部书的正式写作，白恩培案尚未了结，上级纪委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我见到采访对象，与他做一次当面深谈。
但是，白恩培式的故事在我的书中不可或缺。
我正在犯愁，热心的上级纪委案件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给我发来一份内部资料，向我推荐了一个案例。材料显示，某中等城市的市政协主席李立青（正厅级），在其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市委副书记的六年时间内，卖官卖爵，并为煤矿老板、开发商等大开方便暴富之门，伙同妻子、女婿等亲属，收受贿赂累计4600余万元之巨。可以说，李立青是白恩培的缩略版，连同家人一起违法，一起被抄窝。通过消化李立青案件的调查材料和与所在省纪委办案人员的电话沟通，我发现李立青的故事，除了犯罪手段与白恩培相似之外，还有白恩培未必有的“复杂”——李立青发迹和堕落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官场是他的生意场，他买官然后再卖官，卖官然后再买官，通过循环犯罪的手段，不断把自己的“官场产业”做大。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个“兄弟”集团，把李立青当作一个项目来投资和运作，最后达到了操纵这个“项目”的目的。
在南方某省的一个美丽山区，已于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李立青在此服刑。在一番联络和奔波后，我比较顺利地见到了这个长相颇有几分英俊的58岁男人。跟网络上发布的大量资料照片稍有区别的是，一身朴素的囚服取代了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头花白头发取代了以前的一头黑发。我忍耐不住好奇，见面就问了一个很私人化的问题:
“老李，你以前在位时的一头黑发是染过的吗？”
“不是。”他摇摇头，望着我，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我从来没有染过发，每次理发师都给我说，要想从我头上找几根白发，可不容易呢。”
“噢，是这样啊。”我说，“你看起来比资料照片老了不少。”
“啊，还好吧。”他说，“进来这几年，头发可能有些花了，但自我感觉身体还好吧，真的，真的，我现在也算是摆脱俗心，了断尘缘，反而放下了，轻松。”
他一连说了两个“真的”，好像担心我对他的话不相信。
<h2>1</h2>
一个人迫切地想把自己做大，往往是从中年危机中开始的，真的。我就从那个时候说起吧。
改变我命运的关键年份是1995年。我37岁，在市里的重点中学教书，是一名出色的教书匠。
之前，我在老家的小镇高中教政治。我带的班级，政治学科考试，连续几年，高考成绩全市前三名，创造了小镇教育的奇迹。这也引起了教育局的注意。我后来是通过选拔考试，被教育局用破格挖人才的方式“挖”进了市重点中学，成为全市中学政治学科的教学骨干的。当时在家乡引起轰动。我通过教学硬是挤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教书，没有开一点点后门，走一丝丝关系，我觉得做人做得很硬气，我有我的优势，这就是实力，我用不着求爷爷告奶奶的，低声下气过日子。真的，我年轻时，才大气盛，做人就是这么牛。
可是，现实远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光鲜，我从小镇到了中等城市，到了这所全市最好的学校后，混得并不如意。首先我觉得学校并没有能发挥我的特长。学校里管教学的副校长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表情刻薄的老女人，她也是教政治的，同行是冤家，她就是不想让我盖过她，所以连一个教学组长的小位置都霸着，宁可自己兼也不给我当。市里和全国各地邀请的政治教研活动，她基本上自己能去的就一定自己去，自己不能去的就把名额烂掉也不给我。我来这个学校的第二年，校长曾打算让我先当一个教务处副主任，把政治教学全面管起来。那女人听了，到校长办公室大吵大闹，坚决不同意。校长只好作罢。她为什么这么蛮横，校长为什么处处让着她？不是因为她本事大，也不是因为校长软，是因为她的丈夫是市公安局的领导，算个官太太啊。
最气人的是，我调到这里两年，连煤气包都不能解决。那个年代，煤气包的重要性仅次于房子，有了煤气包，才像真正的城里人，烧饭不用土灶，不用煤球炉甚至煤油炉了。我因此狼狈地吃了两年的大食堂。真的，每天吃饭的时候，是我最生气的时候，太窝囊。别的老师吃食堂，是为了调剂一下胃口。我呢，吃食堂就是个日常生活，就是个命。
我的爱人，她姓孙，我喊她孙兰，原先是我的同事，她仍然在老家我原先的学校教书，我们解决不了两地分居的问题。女儿眼看着就要小学毕业了，如果孙兰不能解决调动问题，女儿只能在老家小镇上上中学，那样的教学质量，很可能会耽误了孩子。每次我向校长提出来家庭生活方面的困难，校长都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肯明确表态帮个忙，只一个劲儿咂嘴，说自己官太小了，这件事最好能找到市里某一位领导，一张条子，哪怕一个电话，招呼一声，想调到哪里就调到哪里，不要说好中学，进教育局都有可能。可我到哪里找更大的领导？除了学生和同事，我还认识谁呢，找领导连门都摸不着。
我老家的亲戚和邻居，很快都知道我进了城，生活反而更糟糕了。说我是书生无能终究还是无能，鸡就是鸡，不是凤凰，再高的平台给鸡，鸡也就是趴窝，飞不起来。每次周末和寒暑假回到小镇上跟家人团聚，孙兰都会给我脸色。她无法理解，在课堂上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的我，为什么在全市中教界，业务名声震耳欲聋，却办不了针尖大的事。我起初也不明白。但我后来懂了。这个社会，有时候不逐利，致不了富；不富，攀不上贵；不攀权贵，呵呵，办不成事。光靠才华混世，徒有虚名，有些事情真的不一定能办成，古人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但是，懂这个道理又能怎么样呢？我有什么资本去逐利，有什么能耐凭空致富，有什么天梯攀权接贵呢？我一筹莫展，甚至都想过开倒车，重新回到小镇上去教书，反而清静。可想到自己如果这样自暴自弃，不单这一代没有前途，下一代说不定也要受穷，一辈子憋在那小地方，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无形大山堵路，怎么出去啊？世世代代当愚公的可能性都有，唉。
我一度心急如焚，真的，心急如焚，一点不夸张。我那个时候是出现过白头发的，不像现在这么多，毕竟年轻啊。可后来人生转机后我的白头发又没有了。人的头发，就是心情的晴雨表，至少在我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真的，特准。
1995年我37岁，人生最危机的时刻，转机也来了。那一年市里拿出十几个部门副职的位子，进行公推公选。我想，不就是考试吗，无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我能写能说，我干得过那些机关油子。正好有个教育局副局长的职位，很适合我啊。我决定拼一次。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笔试成绩出来后，我在教育局副局长岗位入围的三个人中排第一，稳操胜券。面试的时候，我用一刻钟的时间，提纲挈领地提出了一整套对全市基础教育进行改革的方案。说实话，那是我多年教学实践和教育思考的实料，这次终于派上用场了。
面试回来等结果的时候，副校长，那个刻薄女人对我说，李老师，你应该去跑一跑，坐着等，馅饼不会掉到头上。哼哼，我当时很讨厌她这一套，没安好心。再说，你不是屁话吗，如果组织上要搞这一套，这些岗位就不用拿出来这样折腾啊。那人给了我一个假惺惺的笑，其实我能感觉到她的鄙夷不屑。她说，面试也不全是口才这回事啊，人家也要观察品德，了解能力之类的。女人说话真损啊，是吧。如果你落选，就是你能力不行甚至品德不行啊，要不怎么笔试第一，面试后就淘汰了呢。结果公布出来，我果然落选了。这两年我细想，虽然那个女人讲什么面试就能考出人品道德，纯属滑稽，但她瞎猫碰着死老鼠，我今天的下场，某种程度上不印证了她的刻薄话吗。不说了，不说这个了，添堵。
入选教育局副局长的美梦破灭了。我陷入更被动的窘境。干部没当成，惹得一身臊，人们说，鸡就是鸡的命，给你天空你还是不会飞。我都要爆炸了，真的。可是，几天后，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突然找我，说聊聊。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先夸了一通我这次积极响应市委号召，踊跃参加公推公选，精神可嘉，什么的。又夸我有才华，有胆识，说公推这个舞台，结果不重要，登台展示自己才重要。你看，咱们不就注意到你了吗。落选不要紧，还有其他机会。接着，话锋一转，对我说：
“市府办秘书处需要一位搞材料的，你愿意不愿意过来？不过，无法解决你竞聘岗位的那种副处级待遇，只能解决秘书处的副职，也就是副科，你是否愿意考虑一下？”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副秘书长：“什么级别都没有，我也来。只要我的这点才华，有用。”
副秘书长拍拍我的肩，说：“很好，我马上打电话给组织部和教育局，协调一下，正式调用你。”
37岁，我从中年危机中突然颠簸了出来，被命运的风浪冲到了岸上。真的是另外一个岸上。
<h2>2</h2>
我们都是吃社会饭长大的，对吧。社会两个字有时候就是势利的代名词。真的，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我看透了，早看透了。
我从一个业务顶尖的名教师，变成一个为领导写讲话稿的御用公务员，在人们的眼里，我“发达”了。在我调动期间，副校长，那个刻薄女人，突然变得一点也不刻薄了，写在脸上的全是友善。校长特意安排了一桌饭，隆重欢送我，说了一大堆留恋友谊、惋惜才华、衷心祝福的话。我回到老家小镇，镇里的干部甚至一些老邻居，都跑过来看我，要请我吃饭，为我祝贺。我原来教书的镇中学校长，通过我爱人孙兰，请我回学校“再讲一课”，跟孩子们分享一下“成功人生”。多么滑稽啊。应该说，我当时是看得透也看不惯这些东西的。但是，我好像很享受这个。请吃的饭我都吃了，所谓的“成功人生”课，我也去讲了。我觉得这是我该得的。我熬过来了。
我的人生轨迹证明了，我其实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我骨子里向往功利，在中年的困境面前，我一筹莫展，既不调节自己的内心平衡，也不积极地用正道去克服困难，而是一直在自怨自艾，一直在等功利的馅饼。我也是个势利鬼，真的，就这么回事。可是，您说，混世的人，有几个不势利呢，清高确实要不到煤气包，有时只能当个受气包吧。
凭良心讲，不能鄙薄我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秘书处副处长馅饼，真的。应该说，那几年，我的才华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市里基础教育改革“九五”落实、“十五”规划，就是我带头起草出来的，在市政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上都是一稿通过。调我过来的副秘书长跟我说，他在市政府工作了二十几年，这么重要的文件一次性通过的极少。他很庆幸自己看准了人。我也不辜负他的期望，没辜负组织的厚爱，几年里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吃的盒饭可以堆一座小山了。我有胃痉挛的毛病，就是那时候搞出来的。真的，不容易啊。回想那段时光，背脊上吱吱冒凉气啊，太辛苦了。但是，这种苦，值得去吃。市政府的领导很关心下属，市长是一位很厚道的长者，几乎每天下班的时候，他都要从我们秘书处的办公室绕个道，说小李啊，赶紧下班回家，别怠慢了老婆孩子；小李啊，有什么困难跟秘书长说，他解决不了的我来解决，我解决不了的组织出面解决；小李啊，你要多吃点好的啊，别年纪轻轻把身体搞垮，听说胃不好？我告诉你啊，胃是有性格的，有的暖性，有的火大，有的大凉，要不怎么说有寒性胃、暖性胃呢，要相信中医啊，你摸清它的脾气，顺着它来，它就温和了，痉挛，那就是胃发脾气呗。老市长工作比我们更忙，可他对下属的特长、困难、需求都了如指掌。那样的老干部，后来还真不多，真可惜，退休没几年生病去世了。他就是被工作累坏的。说实话，我们吃苦也就那几年，可老市长一直那样，过来几十年，一台机器持续高速运转，很少休息和保养，一旦一天突然停下来，马上就散架了。真的，许多工作狂就是这样的，哎呀悲剧，落到现在，还没人理解。现在老百姓都不相信，很多干部是赤诚的工作狂啊。这样的人，哪个单位、哪个地方都有。老市长去世，我和同事们都哭了，特别伤心。可我的眼泪，那时就唤醒了一份私念，觉得不能这样干，为工作拼命，理所当然；但得保养自己，得犒劳自己。
这也许为自己埋下了思想的祸根。是吧？嗯，应该是的。那时没意识到，现在意识到了。
那几年，嗯，大概三年多吧，卖命工作，甘心情愿，还是有动力的。煤气包在我进市府工作的第二个月就解决了，当年年底也分到一套小公寓，老婆调到了市里的一所中专学校工作，解决了两地分居。女儿上了市里的实验初中。再也没有人背后嚼舌根，说我<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452402M.jpg"/>，说我是不会飞的鸡了。我老婆有一天回来跟我讲，她学校的同事得知我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问能不能看得到市长。孙兰告诉她，每天都见到市长。那位又问，吃饭，上厕所都能见到吗？孙兰说，那当然了，市长不就是普通人吗，别人要做的事，哈，人要做的事，他都得做啊，总不能不吃不喝不拉呀。她的同事就羡慕地说，我们天天在电视上见市长，你们那位天天见真人哪。你老公天天见市长，你天天见你老公，我天天见你，人的富贵气息是可以传染的，得多跟你在一起。孙兰特别得意。我听了，虽说嘴上批评她荒诞不经，但心里，哼哼，受用。真的，得意扬扬。
四年后，我40刚出头，当上了秘书处处长。不算年轻，也不算很老。但我那个时候，已经让抱负坐上了快车，咣当咣当地往上冲开了。真的，不顾一切地冲，我觉得我有点被耽误了，有点憋屈了。得提个速了吧。
<h2>3</h2>
我这处长一当就是三四年，不管我内心多么焦急，就是没有任何要被提拔的迹象。
不久，我的机会又出现了。2003年，市里再次拿出一些直属单位副职，进行公推公选。我毅然报名，这次报的是体育局的副局长。离上次参加公选一晃8年过去了，这8年我这段弯路，走得何其辛苦。这一次，我感觉自己毕竟在政府干了这么多年，对宏观管理相当熟悉，市里的人头也熟悉，应该不会出差错了吧。
可是，这种事，谁知道呢？官场深如海，变幻莫测啊。
报名的第二天，我正上班，老婆忽然打电话给我，希望晚上跟我一起吃饭，说一个昆明的朋友请客。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老婆很少在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也没有听说过在昆明有什么朋友。孙兰说，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不是坏事。在搁下电话前，她还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为你吃的饭，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命运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在这次饭局中出现了。
他姓许，是一个矮个头、圆圆脸的男人，年龄跟我相仿。这人性格开朗，能说会道，一见面他介绍自己，叫“许博士”。我问他是哪个学校的博士，他哈哈大笑，说最多是孙兰嫂子那个中专学校的博士。原来“许博士”是他的外号，他喜欢穿一个叫“BOSS”牌子的衣服，一年四季，衣服上全是这个商标，朋友们就直接喊他“许BOSS，许博士”了。其实如他自己所说，就是个“中专博士”——他是孙兰教书的那所中专学校的“杰出校友”，在本地和昆明等多个城市有企业，公司的总部在昆明。
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李处长您很有文化，是知识型干部，若是在学校继续从事教学工作，早就是特级教师了。大家公认的，您能力强，水平高，市里的许多重大文稿，听说都是您牵头搞的，重要部分，都是您亲自动笔起草，哎呀，这么多年了，早就应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了。我也听说，您还特别廉洁，嫂子和孩子跟着您吃了很多苦，至今还住在当初市里分给您的公寓小套里，对不？
我说是的。这一点我很自豪。
这个回答，晚上回来后，孙兰狠狠嘲笑了我一通，说人家都在买房，买商品房，谁还住那丁点儿大的政府福利房啊，你那不是廉洁，你是无法不廉洁啊。
那天晚上，孙兰介绍这位校友给我的真正意图，是要让他帮我“运作运作”。她觉得我太迂腐了，要是早点“运作”，8年前就应该是副局长了，考得再好，不一定被重用。这跟古代科举不一样，科举是一张卷子说了算，这个的关键是后面的“面试”，里面的水就深了。
许博士说他在昆明认识一位重要人物的太太，经常陪着那位太太打牌。那位重要人物对太太很好，到中央开会，太太总是跟到北京玩。重要人物开他的会，许博士他们几个密友，白天就陪着太太逛街，晚上在宾馆陪她搓麻。那位太太搓麻的瘾特大，水平特高，大多数时候都能赢，呵呵，你不服不行啊，没有点实力，你想常陪那位太太，门儿都没有。可他许博士，都是贵太太每次点将跟着的！可见水平和实力，不是虚晃的，这个，你懂的。许博士承诺，会尽快回昆明找那位贵太太，陪她“狠狠打一次麻将”，把我的事跟她讲一下，就说我们是亲戚，让她关心一下，给市里的主要领导推荐一下，确保这次考试顺利过关。
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可心里还是很不安。晚上回来我跟孙兰说，我们没有什么存款，人家陪打麻将是要花大钱的。这个人情欠下来，怎么还啊！孙兰笑着说，你真是越混越呆了，人家找上门来，这不明摆着培养你，看好你，你有了大好前途，还怕没有机会报答他呀。
我至今不知道许博士在昆明到底有没有“下药”，下了多少“猛药”。
据孙兰回来透风，许博士连续陪贵太太打了两个晚上的麻将。第一个晚上输掉了十几万，贵太太突然说肚子饿了，就不打了，出去吃夜宵，没有捞到机会说这事。第二天他们继续打，许博士又输掉了三十几万，太太很高兴，打完麻将又出去泡脚。许博士看她兴致高，就跟她说了自己“亲戚”参加公选考试的事。太太立即表态，一定关心。
我无法不相信孙兰的话，真的，怎能不相信呢？反正后来我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当然笔试我知道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但大有弹性的面试和后来的考察，我都顺利通过，总不是鬼使神助的吧。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市委没有把我录在体育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而是让我直接到组织部报到，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同是副职，可组织部副部长的分量之重，是体育局副局长望尘莫及的啊。这份意外让我惊喜万分。从此，我对许博士感恩戴德。
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进入了辉煌。不过，你也可以说是堕入了疯狂。辉煌，疯狂，我老家方言一读，差不多吧，有意思，两重天，一步之遥啊。
<h2>4</h2>
两次应试，完全不同的命运答卷。45岁，我彻底摆脱了中年危机，走上了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我并没有能正视这种人生的跃升，是自己工作努力、才华兑现、资历积累的一种结果，是国家用人和组织选人花落我家的幸运。而是，完全把它看成是运作的结果，看成是生命中遇到贵人，遇到许博士这样的热心朋友的必然结果。由此，我也颠覆了自己，重新确立了一个很可怕的仕途观，认为工作好坏对自己的升迁不那么重要，人生转机的关键是要靠运作，要能找到通向上面的路子，找到一只无形的“如来大手”，不断把自己托起来。此后的几年，我从原先的埋头苦干的书呆子型的干部，变成了一个整天东张西望、拉三扯四的鬼精明官僚。
我们许多人把自己体制内的干部看得过于优秀，都认为自己肩上扛着聪明过人的脑袋，背靠庞大的体制，凡事没有把控不了的。其实，各行各业，何处没有精英啊，中国的聪明人是无缝覆盖的。真的，我结交的许博士，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外的聪明人，加上他的心智厚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阅历不菲，我们的长项他有，他的长项我们未必有。我们毕竟受体制管束，无法放开手脚做一些出格的事。但许博士这样的人，就无所顾忌了。
这个人非常奸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特能嗨得住。他不紧不慢，步步为营，把我设计到他的棋盘里来，让我成了他的干将。而他，是这个棋盘里真正的帅。
我上任副部长好几个月，他都没有再出现。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我问过孙兰，孙兰的回答当时让我很感动。她说，许这个人素质非常高，他从来不为什么具体目的帮人。
孙兰在暑假和孩子到昆明去玩，许博士全程接待，饭局上找来陪她们母子的，不乏省城的各路官员的家人。大家在一起，都说许博士好话，说他是中国企业家里特别有素质的那一类，已经摆脱了唯利是图的原始积累低层次，而是广交朋友，乐于助人，善举善缘。
2004年春节前，许博士终于出现了，他提了一点烟酒之类的东西来给我拜年。我说，许总你怎么现在也不找我了，在忙什么呢。他说，哪里好意思给领导添乱，这不来了吗。我说，我应该去给你拜年，因为添烦给你的总是我啊，下次没准又要你出马托举我呢。他说，我天天盼能有这种效劳机会，大哥的进步，就是我们做小弟的福气。
从这一声“大哥”开始，我就拉开了跟许博士等一帮小兄弟称兄道弟的序幕。我就说，那你能不能交一点任务给我呢？要让我有为老弟服务的机会啊。他说，这不来了吗，有事要您帮忙呢。
许博士在这里的分公司，由他的表弟担任总经理，年前因劳资纠纷跟人打架，砍伤了好几个人，被抓了。他的姑妈就这一个宝贝儿子，哭得快眼瞎了，希望能通过赔钱、罚款等方式，把这小子放出来过年。我听了这事，立即表态尽力。两天后，公安就放了人，以民事纠纷作调解，赔了伤者一些钱，了事。年后，许博士提着一个小布袋过来给我再次拜年，说是拜年，其实是感谢我捞出了他表弟。他离开后，孙兰打开袋子，说是10万元钱。孙兰问我怎么办，我说，他的事我已经给办了，你先收下吧，我们这些年太清苦了，留着贴补点家用吧。孙兰笑了，说你终于像个领导了，有度量有风度了。
这是我第一次收别人大笔的钱，晚上轻描淡写地让老婆收下，其实心里一直怦怦跳着，夜里失眠了好久。第二天早上起来，想想还是对老婆说，把这钱退了吧。孙兰有点不高兴了，说你这人也太没劲儿了吧，人家可不是小老板，都是跟大首长在一起交朋友的，对你的贡献那么大，这是看得起我们，看得起你，这钱一退，朋友都没法做了。我说，是啊，我们还欠人家人情呢，怎么能办这点事就要人家答谢呢。孙兰说，你可不要不长脑子啊，一事归一事，头脑清楚的人是不搅和的。再说，人家就是聪明，让你欠着点，这样的交情才能长久，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大领导跟他交朋友啊。
真的，很多事的是非，就是换个角度看的，不同的角度，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孙兰这样一说，我心里突然就踏实了，而且庆幸自己没做“傻事”。当然，今天我的结局说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怎么能变通呢！颠倒是非，说法再美妙，逆天倒行，没有好下场啊。可惜，当时我怎么也不会这么明智。
过了一段时间，许博士果然又来找我了。这次他是看中某县里的一个矿山，想获得开发权。按理讲，我不是政府口的，不便来协调这种与组织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但对许博士托的事，应该另当别论，对吧，人家对我有贡献啊，我还欠着人家情呢不是？我二话没说，打电话给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很热情，说让他来公平竞争吧，政府准备招标。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又打电话给县里的组织部长，让他帮助跟相关部门招呼一下，“同等条件，请予关照”。
这件事顺利办成了，许博士拿到了这片矿山的开发权。
这次，他给我送了50万元。我觉得太多了，不想收。许博士就对我说，大哥，您知道我拿下这片矿山可以赚多少吗？我说，多少，难道能上亿。许博士说，说上亿，太保守了，我就是转手一倒腾，给别人开发去，也能获利过亿的。所以，这点茶水钱，大哥务必收下，别在心里骂小弟我小气就行了。
他这么一说，我又心安理得了。过了几天，他又到家里，给孙兰送了50万元，说是端午节来了，让嫂子买些粽子。他跟孙兰说，李大哥这个人是知识分子，书读得越多，胆子越小，这在官场上可吃不开，咱们要替大哥涨着点底气，别让他蹑手蹑脚的，耽误了大好前程。他还对孙兰说，李大哥是他见过的少有的清官。他做生意几十年，遇到过几个清官，后来都被人挤掉了。孙兰回来跟我转述这个，我只轻描淡写地说，没那么严重吧，他一个商人，能遇到几个领导，就以偏概全。但我在心里，当时是认同许博士的这些“高论”的。其实，人家说这些话，无非是给我们夫妇打气，让我们心安理得收钱办事，让他的行贿行为变得合情合理。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几乎不再亲自收钱，孙兰替我把这类事都办了。孙兰把关也很紧，几乎只接待许博士和许博士的关系户，不扩大范围。许博士出手大方，又是“自己人”，我们用不着再跟外人啰唆。一般别人来找我办事，给点香烟给点酒给几张衣服券超市卡什么的，我几乎都退了。给我钱，我更不会要。我不想为这些小恩小惠，替人家做事，还弄得满城风雨一身贪名。所以，我一直到被“双规”，在全市人民心目中，都是一个好干部，清正廉明的领导。当然，有些人是心知肚明的，因为毕竟我在帮许博士做事，做的都是“大事”。许博士后来专门买了一个小楼，跟我家是散步的距离。他把小楼装修成一个很好的餐厅，专门养了两个厨师，用来招待市里方方面面的领导。我和孙兰直接就把这里当成自家“厨房”了，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天在这里用餐。许博士跟我的关系，知情人是心里有数的。
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孙兰帮我分析，认为这是“百利一害”。市里面稍微有点头面的人，谁不知道许博士是昆明来的大企业家，是省领导的座上宾。跟他相处过密，不正说明自己“上头关系硬”嘛！这个，很微妙，真的，我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基础薄弱，在官场上常常有摇摇欲坠的危机感，跟许博士成为密友，我自认为我的背景从此不那么单薄了，不那么被人一眼看穿了。
对许博士和他兄弟们的生意，我有求必应。对他们一次次的慷慨，我也不再阻止。有一次，我问孙兰，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存款，她说，据她所知，我们家在这个层次的干部里，算穷的。我也就不再过问家里钱多钱少的事。孙兰说，你一心一意当好你的领导，偶尔帮朋友办办事，造福一方，惠及朋友，有功有德，何不宽心宽意呢！
有那么一阵子，我似乎吃得香睡得着，而且，顺风顺水，一切看起来，都很如意。这样的生活是真的吗？我当然希望是真的。
<h2>5</h2>
如果你没有走对路，你走得越远，离魔鬼就越近。魔鬼，总是在各种邪路、错路前面守株待兔。我在狱中反思了很多，我想写一首叫作《与魔鬼赛跑》的长诗，就像《神曲》《伊利亚特》那样的体例，那样的风格。我要把自己神化成一个努力奔跑的人，为了下一个目标，我不断向外索求能量。这个时候魔鬼出现了，他妖惑我，说他的能量能让我健步如飞。我明明知道他是魔鬼，魔鬼的能量就是魔力，未必是正能量。但我太想奔向我的目标，所以我自欺欺人，宁可相信他的话，并一发不可收地接受他的能量。在借着魔力奔跑的过程中，我的确有一种脚下生风的感觉。魔力在身体中逐步占据各个角落，驱除着我朴素的原始能量，驱除了本我。等我在魔力的驱使下，接近所谓的目标时，我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体虚脱了，自己的灵魂已经不在，我成了一个空壳，而且这副空壳瘫痪在地上，无法直立。真的，就是无法直立，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站立的人，我彻底地趴下了。这个时候，魔鬼干脆直接架着我，拽着我，随意搬弄我，我成了他施展魔术的烂道具，成了他把玩的臭玩具。我内心里想抗争，想摆脱，但我没有了自我的正能量，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躯壳抽大烟，跳大神，做大梦。
唉，说这些真的没意思了，可笑可恨啊。把才华用在写这样的魔鬼之书，真的，滑稽。
2009年初春，我被提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消息传出后，四面八方的人打电话、发信息甚至登门祝贺。有人送茶叶，有人送烟酒，有人送红包，但这些似乎已经激不起我的兴趣。关键时候，我的“兴奋点”总是由许博士带来的。
一天晚上，许博士请我们夫妇吃饭，送我回家的时候，说给我弄了两箱土特产，可以添喜的那种。当时，我觉得箱子很重，扛上楼很麻烦，就让他直接放在地下室。公寓楼每户有一个地下小房间，用来储存杂物的。许博士告辞后，我们好奇，这家伙神秘兮兮的，到底弄什么添喜的土特产呢？打开箱子一看，竟然全是现金。我和孙兰蹲在又潮又闷的地下室，数了老半天才数完这些钱，是666万元。弄散了之后，在地上好大的一堆。我当时觉得场面震撼，但是我的心里，甚至都没有当初收他10万元的时候那么心潮起伏了。一年后，许博士还如法炮制了一回，我女儿结婚，他说包了一个888元的红包，为侄女添喜。我回到家一看，这可不是一个红包，而是两个红色的大袋子，里面整整888万元的现金。
许博士这么“用心”，我也努力帮他谋利。他提出要市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那栋楼，我就出面协调照办，不单把这栋楼盘给他开发，还将在郊区为盘老楼置换的土地，开发新的活动中心的业务全盘托给他们公司。因为老干部局是组织部下属单位，我就一张嘴说了算，根本没有费什么周折，更无须招标程序，直接就办得妥妥的。
但这个时候，姓许的已经不能满足经济上的利益了，他要势力。他开始给我推荐干部。一开始，也就是给谁提个级别，给谁调个位置，给谁搞个返聘，退而不休，什么的，我都一一照办了。搞成几件事之后，许博士多了一个外号，叫“二部长”。一些干部不拜党，不拜神，纷纷拜倒在一个商人门下。
我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没几天，许博士就推荐一个年轻人，当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理由是，这个年轻人文字能力强。他说我是专家型领导，又在市委当过大笔杆子，机关里一般庸庸碌碌的公务员，根本不配给大哥您当“大内”。我嘴上答应了，心里其实开始不舒服了。办公室是单位的核心部门，主任一般都是一把手亲自选协调能力强、品行好、忠诚度高的人担任，你一个生意人，居然要直接给我安排这个岗位人选，这不是成了他的“派驻”了吗。但我忍住了，真的，我认了。看在姓许的这么多年追随我的分上，看在他背后有“首长”的分上，我装着爽快的样子，接受了。可第二年，他又给我推荐常务副部长人选。他是这样说的：
“部长大哥啊，您想想，您前途无量，马上，下一步，很快就是副书记、书记了，如果组织部没有我们自己的接班人，您一走就失控了，过去是人走三年茶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一走茶就凉。我们要提前把热水续上。”
他一口一个“我们”，跟我商量干部问题。说商量还是好听的呢，不就是直接插手吗。我当时脸色一定很难看，我有点忍不住了。我就对他说，兄弟啊，常务副部长人选，我可不敢说了算，这种角色，多半是市委书记亲自定的。
许博士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他居然在我面前摆脸色。真的，您说这些商人，给个梯子就往天上爬，还嫌给梯子的人不把梯子扶扎实了。真的，气人。
我回到家，跟孙兰嘀咕这件事。孙兰也不高兴了，也在那里摆脸色。您别误会啊，她不是帮我不高兴，她是帮姓许的不高兴，她是对我摆脸色。她的理由是这样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位又不是咱家的，能给人家就给人家，谁来不是干啊。朋友推荐的，你不要，等到不相干的人瞄住，托书记、市长一压过来，人家不感谢你，跟你也不可能合心，你傻啊老李。再说，你这不过是公事，人家帮我们解决的，都是私事。做人要有良心，你女婿的事，人家办得多爽快啊，安排得多痛快啊。你当年为了前途，把我们母女摔在乡下几年，吃了多少苦。现在你有前途了，八面威风，我们母女得到什么实惠的？说实话，女婿的事，许博士办得很漂亮，我这才对女儿少了几分愧疚。许博士对我们的这份功劳，按理应该记在你头上，如果你忘恩负义，我非要跟女儿女婿说清楚，让女婿从人家公司撤出来，咱哪有脸享受那么好的待遇！”
孙兰这样一番话，让我陷入两难。女儿长相一般，学习成绩一般，没有能考上好大学，在本地职业高专读书时认识女婿，同学恋爱，感情不错。但这种学校毕业的孩子，能走上多高的事业平台呢？还是许博士出面关心，把他安排到昆明，在他的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管理，年薪好几十万。女儿也跟过去，在昆明工作，小家庭总算安置得不错，让我放心了。
在他们的围攻下，我不得不答应照办。考察对象是下属县的常委兼中心镇党委书记，第一学历只有高中。当面接触过之后，我觉得这人整体素质不高，尤其不适合党委这边的岗位。我跟许博士协商，能不能推荐他到政府部门，到农经口，姓许的竟然一口拒绝。人家要的就是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把滚烫的椅子。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办。为了不出意外，我捏着鼻子几次跑书记、市长办公室，把这个土干部说得像一朵花似的。真是作孽啊。
2012年年初，我得知自己有当选市委副书记的机会，就让孙兰暗示一下姓许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事他得到上面帮助活动一下，请首长关照一句。姓许的第二天就带了一个人，到我办公室来谋划这件事。他悄悄跟我说，大哥你这些年连升几级，现在干部很大了，关于提干的事，他已经力不从心，需要背景更深的人，才能说得动话。他说这个人搞定了，不要说副书记，就是市长、书记的位置也很容易就办到了。我问这人是谁，许博士说，反正人家跟首长有血缘关系，您也不要问那么多了，反正他肯来这里见您，估计这事成一大半了。我就直接问他说，需要多少费用，许博士说，这个我真的不好问，不好知道。说完就借故上厕所去了。
我跟许博士介绍来的人，交谈了十分钟不到，就达成协议。他帮我把事情搞定，帮我在三年内上到正厅职，我先给他提供500万元活动经费，事成之后再给500万元；若事不成，那人承诺前面的500万元一定退回来。说实话，拿这么多钱，我的心真的很疼，但是为了再上一步，我咬咬牙，办了。这一年，我果然当上了副书记。
我虽然跟许博士还维护着“兄弟”关系，但我们彼此心里都清楚，有了一道沟壑。找我的老板有的是，手上有米，还怕唤不来鸡吗？我开始把那道原本开得很窄的闸门打开，开得大大的。而且，我开始感觉“缺钱”了，为了当副书记，已经拿出了500万元，下面如果运气好，还需要拿出500万元，我有了“资金缺口”了啊！我和孙兰精心策划，怎么更好地利用整合资源，利用资源，放大资源，再生资源。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
我让孙兰提前退休，去昆明开了一家茶社，并在茶社的基础上，筹建一个私人会所。从此，市里要巴结我的人，都跑到昆明去“喝茶”。小茶社开张几个月就门庭若市，每天有大笔进账。投资建会所的，也大有人在。孙兰很快筹到1000余万元的“投资款”。来年后，我又被提名政协主席人选，果然正厅级要如愿了。为了确保当选，我主动到昆明，专程去把姓许的介绍的那位朋友请出来吃饭，交给他另外500万元钱。
孙兰的生意，增添了我的自信。我不需要受谁牵制，尤其不需要一个私营企业主来对我指手画脚。世上的许博士何止一个，只要我李立青一招手，几十个、几百个许博士就来排队了。所以，最后的两年，许博士还妄图给我推荐副秘书长，推荐分管单位负责人，继续当我的“二部长”时，我明确告诉他，我已经不是组织部长了，安排干部的事，今后不要找我，我不好办，请你理解。
姓许的脸憋得通红，眼睛里立即充满了以前我从未见过的杀气。真的，从未从这个人的眼睛里见过这种杀气。
这人，其实很毒，招儿很损。我被他坑苦了，坑惨了，我的后半生就是中了他的设计了，才落得如此下场。我被“双规”后，才知道，他最后找来的所谓的帮我运作升官的贵人，其实是他的一个小兄弟，是他的“群众演员”而已。他自己被逮捕后交代，他不服气送给我那两笔“666、888巨款”，也没有想到我拿了他的钱，后来却不怎么听话了，他推荐个干部，我常常不爽快安排。所以，他不高兴了，就导演了“买官”圈套，让我钻，巧妙“夺回”他的钱。你看，这些个混蛋，多么没有节操，无耻下流没有底线啊。
与李立青面谈完，我回到住地，再次把中纪委提供的材料，细细研读了一遍。关于他最后的疯狂和结局，材料里有详细的记录。这里，抄录一段，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完全认识这个名字带“立”的人，这个从直立的小知识分子起步，以趴着的方式发家，最后彻底在金钱面前瘫痪了的厅级干部:
在茶社和虚拟的会所这个平台上，李立青夫妇长袖善舞，很快赚得金银满盆。一壶茶卖大几百到上千元，一些干部和老板依然络绎不绝；投资的钓饵一抛出去，老板们纷纷带着几十万、几百万元前来咬钩。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而且都是些肥鱼。李立青认为，这绝对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他认为这样做手法高明，方式隐秘，送钱和收钱的都很有面子，很有尊严。当官发财两不误，面子里子全照顾，多好的人生啊。李立青飘起来了。他飘得有多高呢？可自从十八大之后，他依然我行我故，窥见一斑。据调查，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之后的一段日子，李立青毫无顾忌地通过帮助企业协调工程项目，大肆收受贿赂，进账30多笔共500余万元。甚至组织对其问题进行初核调查启动时，他还在忙碌地穿梭在老板们之间，在茶室一笔一笔地收钱。李立青猖狂到如此程度，引起了省纪委高度警觉，决定不再按部就班，调查核实之后再采取措施，而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其采取措施。他的案件，从立案到移送司法机关，仅用了20多天，创造了厅级干部从党纪执行到法律执行交接的最高效率纪录。
李立青在被“双规”前，风闻自己被调查，他居然表现出“从容不迫”的姿态，一边照样忙着收钱，一边忙着召集行贿者统一口径，串供，签订虚假投资协议，订立攻守同盟。当他找到他的“兄弟”、单个人向他行贿近2000万元的许博士，要求其“聪明一点”，“配合”对付纪委的调查，就说两个人是君子之交，只有几顿饭的来往而已。这位“兄弟”竟然未等他喊了多年的“大哥”把话说完，大声地骂道：
“姓李的，去你妈的，你当我跟你一样弱智啊！”
访谈结束后，我向李立青递上两个问题，他看了字条后，整理了一番思绪，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问：你说你把自己弄瘫痪了，到底是什么力量所致？
答：心不足，情自大啊。人心不足蛇吞象，我就是这样的蛇，吞下去大象了，还不扭曲，不撑坏自己？我本来出身平民，可是在官场上越来越自大，竟以为自己能有吞象的力量，这种错觉来自身边人的恶捧，也来自本身的逐年膨胀。这些东西形成一种虚伪的力量，我却未能看清，反依靠这种力量，驾驭自己的人生。这种力量真的有驾驭力吗？没有。所以，动用的都是低级的物质手段而已，说到底就是物质力量，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必然崩塌。
问：如果让你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从教师队伍出来吗？会走另一种人生吗？
答：可能……还会选择从教师队伍里出来。但一定是另外一种人生规划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特别崇拜的人竟然是焦裕禄，我不是说假话，我觉得一个人为崇高的事业身死，比为了肮脏的物质利益心死，要幸福一万倍。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的人生很可耻，真是生不如死啊！希望年轻的干部，尤其是像我这种小知识分子走上世俗场的人，千万要执守住初心，那点理想，那点人文，那点不畏惧贫困的小清高，是人最宝贵的心灵财富，什么物质财富都无法换到。人生，千万不要做丢西瓜捡芝麻的蠢事。

第三部 风雅殇
在临退休前，因分管的下属单位发生违法犯罪窝案，多名领导干部和专家，涉及利用公职权力和信誉，偷盗、制假、贩卖字画文物被法办，作为分管领导，省文化厅副厅长的他，受到党纪的严厉处分：省纪委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为副处级的处分，省委组织部及时取消了其已经公示的巡视员（正厅级）待遇。考虑到他在美术界有一定的声望，又临近退休，他的处分没有做社会公示。但系统内还是传开了，这件事其实成了“公开的秘密”，许多人为他扼腕叹息，不愿看到学仕双全、堪称人生完美的他，在最后一程，却因下属犯事而受到如此严厉问责，留下偌大的缺憾。也有的人认为，现在的纪律是不是太严苛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下属犯罪，领导要受连累，多少有些替人受过，有点冤屈吧。还有人坚决支持这样的严苛，甚至认为对他的处分轻了，这至少有两点过硬的理由：1.文化犯罪活动持续时间长，非突发性，不可能不露蛛丝马迹，如果没有他的失察、纵容，很难实施到这种程度；2.这些下属大都是他提名任命的，个别专家还是他亲自考察引进的，很难说他与这些人之间没有利益瓜葛，他掺和其中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应该抓起来才对；3.文化是文化人的一种人心工程，文化产业是政府的一种信誉产业，在其领导下，文化和文化产业在一个地区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人心，背弃了诚信，对社会造成的“潜破坏”不可低估。
见面时，我把这几点传闻理由对他说了。他沉吟了片刻，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我真的参与了他们的犯罪行为，省纪委和司法部门也不会放过我。现在法纪的严明，人人皆知，不要说我一个副厅长，副部长副省长副国级干部都抓了，国家凭什么放过我这么一个芝麻官啊！
我追问，那么，对传闻的第一条、第三条“理由”，你怎么看？
他说，我是有责任的。省纪委不会纵容我，但的确也没有冤枉我。省纪委的同志要求我把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对您说说，我答应了。听说您写作时会做一些技术处理，以免读者直接把我们对号入座，真的很感谢您的良苦。所以，我会详细说说，文化界这些年还是蛮乱的，是普遍乱，也不光是我们这里，全国许多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江苏这些艺术大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他们那边或多或少都有，有的还更严重。比如，南京的夫子庙、清凉山，北京的琉璃厂等等，这些地方，造假货、卖假货已经成了“光明正大”的产业。当然，别的地方严重，不能说明我们这里不严重。我是做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的。
我的教训，或许有点警示意义。文化界不应该是党纪国法的特区，我敞开心扉，也算是尽一个文化人应有的一点良知和良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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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省文化厅下属的文物公司当经理，相当于处级干部吧。那时候好多行业，尤其是文化口，政企、事企不分，文物公司领导算是真正的领导。这个当然是有弊端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文物成为商品，可以流通，但文物毕竟是一种特殊商品，说到底流通的是文化，是民族的记忆，那么做这一行，信用就特别重要。政府直接做，至少信用上有保障，老百姓信任，从业者也有一份敬畏，不敢乱来。再说，为了公家的事，何必乱来？可以说，那时候，我们站在文化官员的身份上，从事这个行当，没有想过动歪脑筋谋私利。但可以用来流通、交易的文物，毕竟有限，又不敢放开经营，比如当二道贩子，从社会上征收文物，再加价卖出去，这里面风险比较大，靠编制内有限的专家力量，做不起来。所以文物公司做不大。等2000年初来考察、提拔我当副厅长时，我觉得很惭愧，自己业绩一般，却被提拔，总归有些心虚。但当时的老厅长有他过人的心胸和智慧。他说，这个行业不能通过数字看业绩，要看对行业严肃性和信用度的维护程度，看这种维护对文物保护和健康交易的可持续意义。这话被后来的人，甚至被我私下嘲笑过。现在想想，非常正确，非常有远见，是一种基于社会良心的金玉良言。
当上副厅长后，我仍然管这一块。当然，因我是书画家，所以还兼着省画院的院长。时代不同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被大张旗鼓地提了出来。2003年前后，中央开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会议，出台了放开、搞活文化体制，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省委分管文化意识形态的副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管文化教育事业的副省长，先后到我们厅里调研，希望我们能够跟上步伐，把这次发展机会抓牢。
我知道自己的担子加重了，副厅长没有以前那么清闲了，就赶紧组织人马，一边开务虚会，探讨出台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方案，一边组团出去调研学习文化大省的经验。
我们去了北京，看了老的艺术区琉璃厂，和刚刚兴起的以当代艺术经营为主题的798艺术区；南方我们去了闻名遐迩的深圳大芬油画村，在那里目睹了油画成为一种产业的蓬勃景象，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交流时说这是“美术也疯狂”。当然最值得的一趟调研还是去江苏。江苏比较早地提出建设文化大省，进入新世纪后又提出建设文化强省，他们最大的特色，是从体制上较早地破冰。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早几年他们就启动了，比如江苏的无锡市，是在全国率先从政府部门中，剥离广播电视，建立广播电视集团，实现政企分开，局台分家的。很快，他们省又在省直层面上把文化改革推开，在2001年前后就把广电、报业、新闻出版、演艺、文化投资等全部从政府中剥开，组建几大产业集团，实行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政府不再包养文化，文化也取得空前活力。我们去学习调研时看到，它们的几大文化集团，规模、实力，在全国无不领先。江苏的美术产业也不错，诞生了一批民间画廊，一批艺术品拍卖公司，书画艺术交易非常活跃。一度曾有书画市场“北北京、南南京、上上广，山东四川小二郎”的说法。调研回来之后，我们非常兴奋，决定大干一场，为我们省的文化，为我们省的文人，找点发达的机会吧。
姓张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闯入我的视线的。
您知道，干事业首先得解决人才的问题。政策再强，机遇再好，没有人来运用，不能抓住，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决定先找人，把几个关键岗位的负责人换掉，文化产业处啊，文物公司啊，画院啊，得有一些具备经营头脑的人，才能玩得转。姓张的原先是省博物馆的后勤人员，只有大专文凭。别人评价这个人，脑袋就长得一个铜钱的样子，有圆有方，灵活而又富态。别看他文凭不高，但文化产业的点子特多。有人曾经举报他不好好上班，利用博物馆的平台，干自己的私事，倒卖文物字画。还听说他鉴定水平是火眼金睛级别的，一些鉴定大家不一定比他强，据说跟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都敢打口水仗，辩论文物的真假问题。文物毕竟是一种实物，真真假假，这个有时候未必靠文凭，一定的学养见识，丰富的过眼、过手经验才最重要。厅里有许多他的传说，比如，一张字画，除了鉴定真假，他还有一项才艺，就是喝价。你一出示一件作品，他喝出的价格，会准得令你瞠目结舌。他会这样说，你这个，如果是买来的，聪明一点，5万元上下；笨一点，你花了8万元左右；要是拍卖来的，在12万～18万元之间。但不管怎么说，字画无贵贱，真假才是道道。由此，行内有句话，叫作最贵的艺术品是假的。
您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字画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无价的，毕竟不同于普通商品，有相对科学和稳定的定价体系。它是艺术品，卖的主要是附加值，什么是附加值？什么名气啊，来历啊，题材的重大不重大，吉利不吉利，有没有历史记载，最好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联，没有，有一点传说佳话，也行，等等，反正是要有说法，有来头。所以，你买一件东西，买得便宜了，不一定是真占便宜了，买得贵了也不一定是真吃亏，因为艺术品本身不重要，它的内涵和外延，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比如，最近佳士得拍卖了一件乾隆玉玺，两个多亿，我有个学生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两个多亿买这个，有点不值啊，您看那玉质，放在和田玉里是很一般的档次，远远达不到羊脂玉的程度啊。我说，孩子你错了，你把一件艺术品看成工艺品，甚至看成一块石头，说明你还没有入门啊。这是文物，是乾隆的东西，它就是用一块砖雕成的，也比你现在一块上好的和田玉贵无数倍。
话说回来，为什么假的最贵？你花1000块，买一张看起来高大上的八尺假画，对不起，你吃亏了，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文不值，你白白浪费了1000块，还搭进去一些功夫，对不？你花50万元买了一张巴掌大的张大千小品，真的，恭喜你，你赚了，即使眼下高于市场合理价，但不需要多久，总有一天，这东西会超过50万元。你说，是1000块的假画贵，还是50万元的张大千真画贵？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道道儿。
我本人原先虽然学美术出身，现在也算是个“著名书画家”吧，但我在机关待的时间长，社会上的这些道道儿，当初我还真不懂太多。许多书画家都不懂艺术市场中的无数奥妙。这跟作家不懂图书发行，文物贩子大多不是文物专家，挖矿石的对钻石市场一无所知一个道理，“专家”不行，“钻营”才行。所以，当姓张的，嗯嗯，我叫他大张，他毛遂自荐，来找我谈这些时，我当机立断，决定用这个人才。我用这个人，和后来用的一些人，为我创造了业绩，这个有目共睹；同时也为我，为这项事业埋下祸患，这个起初，谁能料到呢？早知有风暴，谁还出海打鱼呢。有的人最近对我说，你当初就把人看错了，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不该用他。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朋友，你早哪里去了，既然那么早就穿越时空看准了坏人，为什么不阻拦我？哈，他很窘，做人，不要那么自作聪明嘛，好像自己能生产后悔药似的，没意思对吧。
考虑到大张，他当时的级别很低，才是科级，我就先给他任命了一个文物商店的副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我让他兼书记是要让他在班子里有充分的话语权，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有话语权。文物商店的经理是我的后任，当时老厅长推荐的，机关的一个刘姓老副处长，50多岁了，解决个正处退休，没地方安排，就让他来坐这个位置。刘这个人典型的老机关，很本分，但什么都不敢做，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安全退休。大张一过去，就跟他弄不到一块儿，一个拼命要做事，一个死活不想折腾，拧巴着。两个人开干时，都来找我投诉，我一般都是在言语上激烈批评大张，安抚老经理，但在工作上支持大张。
大张果然有办法，他建议干脆在文物商店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文化艺术发展公司，注册的时候，找熟人打擦边球，加上了属地省名，成了“省文化艺术发展公司”。这牌子，狠，连我们分管省长听了汇报，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说这名取的，听起来是一个跟文化厅平级的单位。公司由文物商店的老总兼董事长，大张是文物商店副经理兼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看得出来，实际控制权在大张。我虽然觉得这有点过分，但考虑到要大张做事，不这样架空一把手，不行。另外，我当时也纳闷，怎么会设党委，而不是支部或者总支？大张说，这个就是要名头。大张在公司下面设了很多部门，什么瓷器部，现当代字画部，古代字画部，珠宝玉器部，杂项部，等等。这些部的负责人，不叫经理，一律叫主任，听起来确实跟文化厅的部门主任，一样一样的。最初这些部门其实只有一个人，大张就弄了许多空挂的员工，目的是把场面撑大，符合设党委的要求。他甚至把文物商店，说成是公司的下属企业，把老经理差点没气死。
我也批评过他好大喜功，玩文字游戏。他说领导，文化产业，说到底就是个文字游戏。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领导，您知道有个姓刘的人，是怎么追到某大明星的吗？我说不知道内情，但是大明星配大老板，常理啊。他说，姓刘的追某大明星的时候，可不是什么大老板。他其实是个落魄诗人，但他喜欢吹牛，吹起来底气很足的样子，用虚假资金注册了一个听起来来头很大的文化公司，然后就说资金实在没法花，到处去找那些穷报刊谈收购。买传媒这种事，传媒界最关注，马上就形成了轰动的新闻效应。姓刘的再出现的时候，俨然就是一个大富豪了，那种虚名和气势，一下子就震倒了某大明星。一个全中国男人的大偶像，超级大美女，就这样被收到落魄诗人的假大空皮囊中。这个就叫文化产业。
我说你胡说八道，别吹，给我把事做实了，我们可不是民营企业。
他说，是是是，只是讲个笑话反映一个道理，领导放心，事业一定做实，不光做实，还要做大。
<h2>2</h2>
大张做了两年多老总，虽然架空了他的一把手，但他们关系渐渐地也还凑合。大张拼命工作，挖空心思在这个领域钻营。个人对经理也不错，吃个饭，活动出个场，拿点纪念品什么的，也都是让经理去。等到经理退休了，他还返聘他做学术顾问。那刘经理也是糊涂虫一个，对他感恩戴德，为了一点小利益，后来对大张言听计从。我提醒过大张，我说你返聘他可以，但弄成学术顾问也太夸张了，是吧，他没什么文化啊，不能把东西全看走眼了啊。大张说，不会，文化厅下属文化机构的领导，不言自威，在这个领域有足够话语权。再说，我们不需要判断自己的东西是真是假，我们的东西还会假？名正言顺，义正词严，只要是我们这里的东西，闭着眼睛直接说真啊！再说，一件东西需要学术评价和真伪鉴定，也不需要他老刘亲自操刀，只需要他组织高校和社会上的专家，收集对我们有用的说辞就行了。老刘这样的老机关，人好，口紧，做事一丝不苟，假话真话，都说得认认真真，一本正经，有时候还声情并茂，他最适合干这个位置了。
大张当上一把手后，先是开始大面积做广告，向全社会征集文物字画。东西收过来之后，全部囤积起来，过几年才往外抛。在这期间，他会组织专家，为这些艺术品“塑造身份”。具体的做法很多，我举两个例子吧。比如，一件民间偶得的古画，尽管是真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名家作品，但是它仅仅是一张孤立的字画，没有“内涵”，如果要登大雅之堂，卖出好价钱，就难。所以，我们要找历史学家，找艺术学者，为这张画做一番“考据”，弄出它的“历史渊源”“传世波折”等故事，找到它在艺术史上的“方位”，在艺术体系中的坐标，这样，一个饱经沧桑、积淀深厚的“老东西”就诞生了，其文物价值立即凸显出来。你想想，这价值出来了，价格不就猛翻跟头啊。再举个例子，我们收到一件民国时期的书法，比如于右任吧，因为年代不是很久远，行内对于右任作品的价格大致心里有数，所以要让一件书法立即获得暴利，有点难。我们就得组织评论家，找名人，为这件作品写文章，最巧妙的方法还不是直接写文章鼓吹这件作品，而是夹带在对于右任作品的概述性评论，甚至评述民国艺术史的时候，提名这件作品。这些文章见诸报刊，甚至收入教材，这件作品身价自然就上去了。所以，时间很重要，看上去是“囤积”艺术品，让它们睡大觉等涨价，实际上是为它们“镀金”，搞说法，不是等“涨价”，而是“搞涨价”。不是按市场规律获取涨价幅度，而是人为包装撑大这个幅度。
外行人听起来，觉得这个不地道，其实这是文玩界的套路。买了这些经过包装的作品的人，肯定花了很多钱，但还算走运。为什么？毕竟是真品，虽然经过的是“速成”，但到手的东西也算是“名品”了，这样的“名品”不一定经得起历史考验，但可以在当下流行，转手还是比较容易的，不会吃大亏赔大本。中国人喜欢字画，但没有几个真正懂字画？即便懂，也无法弄清每一件作品的来龙去脉。所以当他要下手购买某一件作品的时候，他就会去百度搜索一下这个画家，有比较多的资料，他就觉得可靠了。他更相信资料而不是卖家，更不是作品本身。最倒霉的是另一种情形，花了大钱买到了赝品。那种损失是百分之百的。经济上的损失即使不论，自尊的打击也难以承受。您看不看央视的一锤定音、鉴宝之类的节目？看，您会注意到，当持宝人的藏品被宣布是假的时，那一刻他们的表情不仅仅是心痛，失望，恐怕还有掩饰不住的羞耻感。这是对自己精神向往的一种戏弄，对自己学识修养的一种轻蔑和欺骗。这就是文玩界所谓不存在买贵、只存在买假这种江湖黑话的原因。
基于这样的教条，尽管我知道大张他们这样做公司，目的不在老老实实卖文玩，而是谋取最大利润，但我觉得这样不违背行规。我也提醒过他们，要做良心生意，他每次都点头承诺，说，我们不能保证很便宜，因为大家都要吃饭，国有企业要规矩纳税，没有利润的生意也不能做，但一定会守底线，杜绝假货，这个，请领导放心。
大张他入行很快，经营之道起初对我也还是坦率相告的。他说他的这些经验也是从南京和北京抄来的。他最初的几年，频繁北上南下，掌握了大量“穴道”。经他介绍，我知道了北京的琉璃厂和南京的夫子庙、清凉山这些地方，是中国传统艺术品的集散地。数百家艺术品商铺、小型画廊、艺术家工作室，集中在这些以政府名义打造出来的艺术街、艺术园区。名气一大，也就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文化产业，地方政府都是积极扶持的。从大的层面讲，政府规划支持，是市场具备一定信用度的保证。可市场是政府的，各个经营单元却是个体的，民间机构的。其繁荣的背后有诸多秘密。上面这些艺术品集散地既是艺术品进入大众消费的强大通道，又是心照不宣地造假售假的源头，是研发中国艺术品出炉和流通五花八门“潜规则”的实验基地。艺术交易繁荣导致几种效应，一是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入行和入市的人越来越多；二是粗制滥造的艺术品、赝品假货越来越多；三是真品、精品价格越来越高。这种效应一旦形成，您可以想象，艺术品市场的乱象、险象丛生状况就产生了。如果没有好的机制约束，没有底线，这个市场会很快烂掉，本来是风雅满园的，失控成厚黑畅行、残花败柳的景状，无须多日。
唉，现在，你看看，难道不是这样吗？您跑到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文玩市场，你敢轻易下手购买艺术品？可以说，我手下这批人，跟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堕落历程是同步的。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2010年前后，大张他们已经把公司发展到几十号职员，数千万资产规模。这个当然成了省文化系统的一张名片，业绩也是上到宣传部长、副省长，下到厅里领导，包括我这个直接分管领导的骄傲啊。到这种时候，我几乎不去具体过问他们的业务了。这里面水太深，每一件作品、每一次成交，可以说里面都有故事，有难于启齿甚至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还是识时务，装糊涂为好。干预具体经营工作，也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或主管领导该有的职能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我个人一份私心在起作用。有一阵子，想想大概就是2009年、2010年的样子，就是这帮家伙开始不满足于高价忽悠，直接走向制假售假的时候，大张陆续领来几个老板，介绍给我认识，说是要经纪我个人的作品。其中有一个社会上的画廊老板，说要长期“包养”我的作品。他给出的价钱是3000元一平尺起步，每年还可以上浮1000元左右。第一次见面他就留下60万元，预订我200平尺的作品。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收下钱了。
我是著名画家，平时零零星星的也从私下渠道，卖掉过一些作品。但毕竟不是职业画家，不能大张旗鼓去吆喝，也不方便和没有精力去经营自己的作品。我在美院读书时的一些同学，不少当年才华平平的人，后来都在社会上靠这点手艺发财了。还有，你看我们省，跟我在一个层面上的书画家，哪个不是开宝马住别墅？人家羡慕我当厅长，羡慕的是一点空头衔，其实他们心里有数，60岁之后你什么也不是，赚钱的机会也丧失了。说不定因为多年陷于俗务，没有文化的积养，技艺的进步，特别是没有思想的沉淀，到时候估计也就江郎才尽了，落个晚景凄凉吧。所以，有人上门来要经纪我，我就愉快地接受了。大张跟我开玩笑说，领导，您是俊杰，没有官瘾，毕竟是文化名人，格调高远，眼光也长远，您50多岁了，在仕途上再怎么奋进，恐怕也进不了省部级，何况正部副部，退了休都是散步，还是抓住自己的专业，乘着艺术市场繁荣的火候，争取到自己应得的那份羹，多好啊。退休了，您还是大画家，那些正部副部遇到您，恐怕就要对您主动笑脸相迎了，因为您越老越值钱啊，这可是艺术规律呀。
我知道他这是趁热打铁，拍我马屁。但我当时听了还是挺享受。这也是现实，对一个画家来说，作品能在市场流通是硬道理。所以，后面的几年，我腾出许多精力在打理自己的作品，我的艺术精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的作品卖得确实不错。但我忽略了自己另一个身份的重大责任，对自己的手下粗放管理，导致这帮人投机钻营，肆无忌惮，以不惜损害政府利益和行业信用，来谋取私利，大发横财。某种程度上讲，是我自己太自私了，光顾了个人眼前利益，耽误了对本来职责的严格履行。还有，我也是中了这帮人精心设计的“局”——他们希望我粗放，再粗放，最好不去管他们的事，所以就顺着我的喜好，放了一些烟幕弹，把我导入专心画画儿这个“局”，分我的心，瓦解我的注意力，好让他们为所欲为啊。
唉，造成的损失，真的不可估量。我现在能弥补自己过失的，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把他们黑勾当的手法一一揭露了，把这个行业的黑规则通过各种渠道捅出去。我也跟省委领导做检讨打保证过，我要加入到那些有良知的艺术家和优秀商人中去，跟他们一道撕开这个灰色地带，让大家看个清楚。这是我能做的一点微薄贡献，算是将功补过了吧。
这里，我跟您简单说一点，将来我会写一本书，专门揭露这个“灰”。
比如工艺品中的红木类，从材质上分，就有五属八类三十三种，最高品质的海南黄花梨，木质坚而润，色泽美丽，纹理极其漂亮，其价格是其他种类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雕一个手把件，都要一两万以上。但木头一旦做成家具和工艺品，多道工序后，一个类型的木头中，细致的品种很难完全区分。都是红木，把鸡翅木说成紫檀，很常见。但这个还好，毕竟还是红木啊，以次充好而已。再比如玉器、水晶等矿石类，那就更复杂了，人造的效果以假乱真，甚至直接用玻璃钢代替玉石，用玻璃或人造树脂代替水晶，一般肉眼看不出来。可这个，才是低级黑。
至于高级黑，一定是把工艺上升到艺术，把艺术上升到文物。
大张他们有一阵子就发了这个黑财。中国不少人在发这个财。
造假古玉的地方，大多是用青玉等低档次玉石，粗糙仿古雕刻，然后化学侵蚀，做旧，形成类似出土古玉的伪劣艺术品。再赋予一个年代、出土情况、得到途径的玄乎说法，骗局就完整形成了。一块品质低的青玉牌，正常的定价是几百块到一两千封顶，但如果是文物，特别是弄成唐宋时代甚至“殷商”时期，或者清朝“宫里头流出来”的，呵呵，那价格就是几万、几十万，一件东西宰得你倾家荡产的例子，多的是。
文物骗子最喜欢跟“官方”合作，因为信用最值钱。大张他们就是跟这些民间骗子合作的。文物商店后来撤销了，但一个商人把场地租下来，继续挂羊头卖狗肉，大量销售假古玉和字画。后来得知其实是大张他们几个人，跟外面商人合股做的店。他们人站在国有文化单位，心和利挂在外面的黑店里。每当遇到大买家，他们就介绍到那家店去，然后名义上的“店主”，就神秘兮兮地从里面拿出某几件文物，说这是真正的好东西，是从“文化厅”里的博物馆里“流出来的”，看中了就悄悄买走，千万别声张。很多土老板就这样被骗了，买了一块“蚌埠出土”的烂玉片当成传家宝珍藏着。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这还不是重点，重点说三遍，永远是字画，字画，字画啊。
字画造假的初级阶段，是仿作。就是找无名画家，对着名家作品，照葫芦画瓢，“创作”出一幅一模一样的“名家作品”，或者“名家风格作品”。你到北京琉璃厂，几乎每个字画店都卖“启功”“范曾”“沈鹏”，甚至华国锋的书法，卖黄胄的毛驴，齐白石的虾子，何家英的工笔少女，一张50元～500元不等。到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到处有陈大羽的“公鸡图”和徐培晨的“金猴献瑞”，林散之的书法“风雨送春归”，甚至傅抱石的“丽人行”，一两百块，一两千块，大甩卖。但这类东西属于人为模仿，仿作的笔意只能形似，绝对无法再现名家神韵，比较容易被识别，而且也登不上大雅之堂，卖不出什么价钱。这类作品只能停留在作坊与地摊，供一些穷困潦倒者糊口。
那么，高级阶段是怎样的呢？
现今有个说法，近十年出现在各种拍卖会上的名家书画作品，属于活着的书画大家的，真假对半；凡是已故近现代名家的，90%以上属于高级赝品。什么是高级赝品，为什么选择死去的近现代名家作假？呵，学问就在这里，机关就在这里。
首先，近现代名家故去不久远，他们的声望还留在当代，许多佳话还在热传着。比如黄宾虹、于右任、李可染、陈之佛、齐白石、张大千、陆俨少、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林散之、启功、钱松岩、亚明等，好像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们的作品里还散发着他们的体温，睹物思人，大师风范，犹在眼前。所以，对当代人来说，他们是真正可以触及的大师。我们对这批人的艺术了解，比对其他任何时代都要多，要翔实。由于相隔时近，这批人的作品留存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市场空间也就大了，流通机会多，值得炒作。这就像现在的炒楼盘，一定是炒新开发集中区域，存量大呀，有投入和产出空间啊。如果你那个区域，只有一两个楼盘十栋八栋楼，旁边也没有空地，后面不存在再开发价值，就不可能参与炒作了，其他开发商更不会掺和进来。艺术品也一样，谁手上有了傅抱石，谁才希望傅抱石不要被忘记，希望傅抱石不断看涨，也才愿意跟所有手上有傅抱石的人，一起为傅抱石抬轿子。
然而，问题来了，这一批画家留存东西再多，但毕竟是非再生品，经过几十年，大都流到富豪和专业藏家手中了，不出意外，这些名品，藏家们就不会轻易拿出来卖。但这些画家作品是需求最旺的，只要手中拥有，很容易高价售出。市场越来越稀缺，造假者就瞄住了这块稀缺空间。但是，越是为人熟知的名家作品，模仿难度就越大，如果走拍卖路线，宣传、展示、鉴定、现场拍卖预展，公开亮相环节很多，需要蒙混过去的关口也很多；如果走私下交易路线，一般买家会反复找熟悉的专家把关，加上都是熟悉的掮客从中运作，轻易被识破大家就很难堪，朋友都做不成了。那这些赝品就需要专家级高人、行家级推手、魔鬼级掮客共同参与，从技术上、营销战术上不断突破“瓶颈”。
您听说过十多年前，深圳著名的艺术产业集团雅昌公司，就能通过一套设备，复制世界名画，仿真程度超过99%，肉眼完全无法识别。但那是西画啊，对中国画来说，这个不容易做到——然而，咱们国人还是做到了。广东、上海和南京一带的画商，用一种大型喷墨精彩打印机，可以直接用宣纸打印国画。他们通过对名家的作品，真品或高清图片均可，进行扫描，在电脑里调好色调（一般色调浅于原作），然后打印出来。这时候，得到了一幅色调略淡的跟原作完全相同的作品。因为喷墨材料跟国画颜料有所区别，所以第二道工序就是人工描画，用国画颜料照着打印稿再描一层色上去，这就完全变成“真材实料”的作品了。这种作品一般不能“裸卖”，要揉皱，然后再装裱，完了在仓库里放一段时间，拿出来亮相，一般肉眼根本无法看出来是“加工品”。
这种“加工品”存在的风险是，时间太久之后，墨、色会分离，斑驳。还有，如果有人知道此种作假，突发奇想，送到实验室进行化学鉴定，会把油墨和颜料两种不同的材料检测出来。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如果哪天原作亮相，那么伪作自然不攻自破，因为一个画家不可能画得出概貌、细节完全重合的两件作品。所以，说到底，这种作品只是“高级黑”，还没到“顶级黑”的阶段。
顶级黑的阶段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说吧。国内某屡创拍卖高价的著名已故画家，他的作品通过弟子、子女的成功运作，很快都被高价卖出。到了2000年初，可以流通的该大师作品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弟子和子女开始了联手“高级制假”行动。因为弟子跟着老人家学画多年，已经基本掌握了老爷子的笔法。画出来的作品，近乎出于一人。于是由弟子精心画画儿，落老爷子的款，完全仿出老爷子的作品。注意，绝对不是老爷子的“同一作品”，而是“不同”的作品。什么意思？就是完全用老爷子的笔法，创作出一幅类似题材的作品。最狠的是，所用材料，笔、墨、彩、纸、印、泥，全是老爷子的遗物，都是民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产品。这样“创作”的作品达到一定积累量后，子女开始剧透，家父有一批“传家精品”。弟子写文章，回忆老爷子当年创作其中某作品、某某作品的花絮。引得富豪和大拍卖商纷纷上门重金求购。富豪自然如获至宝，永久珍藏。而拍卖商都是鬼精，即便怀疑有假，拿出去鉴定，绝对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瑕疵；即使判断有假，也心知肚明，根本不会计较，留着下次再去收购时做不亮相的压价“底牌”，因为他的公司有这样的大师作品上拍，既增加了公司的分量，又拉高了公司业绩，而巨额成交额也为公司带来滚滚佣金。大家心照不宣，期待下一次的愉快合作。大拍卖商与大画家后人，形成了默契。这些大拍卖商也是过人的机灵鬼，马上到民间，到传世的文房作坊，到处搜罗老墨老纸老彩，专门囤积到自己手中，高价卖给书画名门，或者作为礼物，送过去换得“永久合作”的权益。
这种“顶级黑”，黑到如此程度，一出门不洗即白。随着拍卖成交量的增加，这类作品会逐渐进入各种艺术资料图书，甚至艺术史类的图册。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不是画家本人作品，唯有天地鬼神和当事人自己的良心明明白白吧。
艺术界的江湖之深，黑幕之厚，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说多了，传出去，我们被人砍了的可能性都有。我这是知耻而后勇，豁出去了。
艺术不应该成为江湖，更不应该成为黑色江湖。走到这一步，既是艺术产业化步子过快、力度过大的结果，又是艺术家和艺术推手失去底线的结果，也是我这样的行业部门领导失职导致的恶果。我承认错误，但我先前没有进到深水区，只是偶尔耳闻，权当八卦了。再有，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没有想到，我的下属也正潜伏在这样的江湖深水区呢。
人说不知不为过，我作为专家和行业领导，不知也是过，知了没有效管制，就是过了，是作孽，是罪了啊。
<h2>3</h2>
他们干的最缺德的事，当然还不光是跟社会画廊画商勾结起来，坑消费者。这个行业，要么穷困潦倒，要么大发横财、黑心财，人一旦陷进去，难以自拔，胃口会越来越大，阴招、损招、奇招，无所不用其极。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很多靠公款消费的宾馆酒店，生意一下子就不行了。当时文化厅下面有一个宾馆，过去是政府主办的文化招待所，改革开放之后变成文化系统的培训中心，以做系统内的培训和会议接待为主，基本上惨淡经营，入不敷出。这个单位也是我分管的，我多次想改革，让它成为纯粹的经营实体，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消费者。但每次一酝酿这个事，就有人提醒我，说小心点啊，这么多职工，都是习惯了老体制，躺着吃皇粮的人，要改变他们的习惯不容易，这些人过得惯一起穷，受不了身边有人富。而且他们多数是一些关系户，跟宣传文化口的老领导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动了他们，风险可不小。我跟厅长也多次商量过这事，班子里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保守疗法，拖到哪儿算哪儿。十八大之后，这个单位更是举步维艰了，可这个时候，大张突然站出来，说帮助厅里解决这个麻烦，由文化公司接盘，保证扭亏为盈，三年开始上缴利润。
说实话，经过这些年，我眼看着大张从无到有，玩空手道，把文化公司玩得这么大。对他的本事特别欣赏。人就是这样，一俊遮百丑，本事大了，对公家、对别人有贡献了，你就不会去细究他的缺点，心里头也不愿承认他有什么缺点。文化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闹过一些消费纠纷，也有媒体向省领导写过内参，说他们造假坑人之类的。但很快都被大张平息了。有一天，副省长曾专门把我喊过去询问这件事，我当然否认了造假坑人这类情况。副省长说，听说艺术品拍卖的国际惯例是不承诺保真，出门不退，是这样的吗。我如实回答，是这样的，像佳士得、苏富比包括纽约艺术交易所，无不如此。副省长有些不解，又问，那消费者如何信任这些机构？如何避免赝品？我说，著名的艺术机构都是用多年的信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对艺术品的把关很严，可以说比买家还要当心，因为信誉才是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命，没有信誉，他们会失去一切。中国的艺术机构建立时间还都不长，有一些做大的，完全靠资金、艺术来源渠道和人脉实力，而不全是靠信用，当然，没有信用，高层次人脉也很难维系，所以规模跟信用有时候是对等的。
副省长听了，很高兴，表扬我们干得好，当即做了几点指示，大意是要求把省文化公司做大，要请一流的专家把关，确保公司信用，因为这个公司也是省文化产业的亮点之一，其口碑也是全省文化艺术事业的口碑。他还承诺，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他，他会为此尽力协调解决。
副省长的鼓励，使我倍增信心，从此对大张他们更放手了。当大张提出要接收小宾馆时，我心中竟然有如释重负的窃喜。我想，他这样的能人，再烂的摊子恐怕也能给我整光鲜了。我去请示厅长，厅长一口答应，就提出唯一的要求:安置好老职工，不得引起劳资纠纷。
这个，没想到大张早就考虑周到了。他用文化公司装下这个宾馆，年轻一些的职工分流到公司各个部门，然后成立了一个物管公司，把公司的日常管理、后勤、保安等打包到物管公司，宾馆部分人员进入这个公司，剩下十几个老弱病残，一律以优惠的条件提前病退。他出台了一个专门的病退条例，对提前病退给予特别的关照。这样一弄，那些混日子的人纷纷拿着病历卡过来要求病退。人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人的问题一解决，大张就开始大兴土木，对老楼进行全面的改造，几乎扒得只剩下一个框架，然后再建。一年后，一个全新的大楼，出现在人们面前。大张把它定位成一个“文化中心”，规划了两大功能区，一个区域是开放式画廊，与餐饮结合；一个区域是会议培训功能区，直接承包给一家大型培训公司，用来做美术、音乐的培训场所。这样一弄，档次，人气，都上来了。大张这脑子，你不服还真不行。
你问我大张在这件事上，到底怎么缺德的，可能你坐在家里，开动你作家富有想象力的脑袋，想个三天三夜，都不一定能想象出来。
哈，您一定会走到基建工程贪腐这个套路上去，所谓大楼起来，人倒下，惯例啊。当时纪委的同志也是这么想的，拼命去查工程项目的账，还把建设公司和装修公司的老板喊进去协助调查，你猜怎么着？大张一分钱都没贪污，没受贿。那家装修公司曾经送他十条香烟两箱五粮液酒，都被他退回去了。出问题的是宾馆的前任经理，他受大张委派，全面负责管理工程项目，他收了两个公司40多万元现金，一块欧米茄手表，和一些名牌包包什么的。这小子还包养了一名女服务员，这个女孩也拿了其中一个公司老板20万元现金，和一套卡地亚首饰。所有的人都特别纳闷，觉得纪委是不是搞错了，不要把反腐败搞成一场乌龙，没把大张搞进去，反倒查出个焦裕禄来，就出大笑话了。哼，我们的愿望太天真了，大张玩了一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他玩得的确高，的确大，也的确危险，甚至致命。
这个游戏，他施展出了狡诈智慧和无知无畏的胆量。他处心积虑，精心谋划，并步步设计，最终达到目的，充分体现了他这个人的黑江湖本质。大张看中这烂宾馆，其实是怀有巨大的不可告人目的的。这个宾馆虽然烂，但历史悠久，又属于文化系统自己的场所，几十年来，多少书画家在此作画写字，楼道甚至房间里，都挂满了省内几代名家的书画作品，陈旧破烂的镜框里，装的可都是大有价值的宝贝啊。大张通过改造大楼，改变格局，顺理成章地把这些无人统计过的作品收了起来，有的直接贪污，三件原先挂在大厅显眼位置的作品，就复制，重新装裱，放在仓库里，等待哪一天有人过问，可以对付一下。他估摸着，了解这些老场所的老同志纷纷退休了，进棺材了，包括我们这些人，也都快退了，历史会永远成为历史。时间一长，谁还惦记这些、谁还记得这些？这本来就没有登记，没有纳入固定资产管理过。一本糊涂账，谁能说得清呢。
我敢保证，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无数的老宾馆、酒店的改造里，都有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更多的“大张”，都没有机会撞到今天这样的反腐败高压线，如此而已。
谈话结束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问题，写在纸上递给他，希望他能回答。
“有学者把贪腐存在的表现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权者为了达成自己的各种私欲目的，对权力的个人意志最大运用化，可称为积极的贪腐；另一种是在其位而无所为，任凭世间各种恶的存在，以至泛滥成灾，可称为消极的贪腐。请问，你是否认同、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他看完纸条，脸上立即露出十分尴尬的神色。过了一会儿，他把纸条折叠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说：
“这种表述，我看不明白，容我认真想一想。”然后，站起来，跟我握手告别。
我说，谢谢你！
他快步离开，走出几步，回头向我挥挥手，说：
“其实，我没有义务接受你访谈的，是吧？再见！”
这回，轮到我站在那里尴尬了。

第四部 最后的华尔兹
不是所有高级领导干部，都有他那样一副风雅的派头。
跟他谈话的过程，应该说是顺利的，甚至是愉快的。他知识面很宽，学养非同一般，而且率性，能言善辩。说话的时候，经常伴以一个手势，一瞥不经意的倨傲，一丝满不在乎的笑；当然，也能捕捉到失落和神伤。
他也是友好的，礼貌的。如果你不知道坐在眼前的他，是一名犯罪分子，一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几个北方大市，作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反腐倡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那也许仅凭言谈风度，很短的时间内你有可能会对他肃然起敬。
可当得知，这位曾经贵为正部级领导的男人，在任时，为了企业家妻子、影视明星情人，这两个女人，动用公权力，违规操作中国境外资金数十亿，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导致中国金融的国际机构，受到重罚，造成损失巨大，他本人也因收受贿赂、渎职等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系列情况后，你怎么也无法把一个真实的他，与眼前这个风度犹存的老男人，联系在一起。你更无法去羡慕他，尊敬他，甚至无法去赏识他那些本来应该受到赏识的出众经济才干和艺术才华。
如今，他服刑结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他的成长是优美的。
他的青春是美妙的。
他的才艺是出众的。
他的生活是锦绣的。
他的感情是激烈的，泛滥的。
他的事业是博大的，后力是强劲的。
他的女人是美丽的，聪慧的，华丽的，风情万种的。
然而，他所有的这一切，给他成就的未来竟然是灰色的。这个男人，没有多少化神奇为腐朽的能量啊！
这位在国际金融界和中国政坛显赫一时，在社交场上挥洒自如，在情场上如沐春风的当代“精英”，最后竟然以牢狱作为自己的归途。
言语之间，他的情绪时而激烈，时而黯然。
“给我再来一杯卡布奇诺。”等服务员走近我们的时候，他招招手，并示意服务员也要征询我的意见，为我续杯。
他对服务员说，谢谢，谢谢您！
看得出，他现在生活得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健康的。跟在位时一样，他依然喜欢穿深色西装，留着分头，身材高而瘦。精神状态也不错。
这让面对他的我，在替他痛惜的情绪中，有了一份欣慰。
<h2>1</h2>
应该说，我是个天生浪漫的人。
这也许跟我的天性有关——每个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时候是好东西，需要放纵；有时候是坏东西，需要抑制。是吧，小丁同志？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学，一个人爱好文学不是后天的，后天只不过根据天性做了一次选择，所以我说你的天性适合从事文学艺术，你内心一定像我一样，充满着许多浪漫的特质，不是吗？当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么文艺门类，即使我当初学习功课，比如说学习建筑吧，我后来可能就是建筑艺术大师，至少也是一个唱着歌、写着诗的高级泥瓦匠。所以，我从事的专业不是文学，不是美术音乐舞蹈之类，是金融，是跟钱打交道的学科，但这个一样没有妨碍我一直做一个相当有情调的人。当然，你可以写文章时，像那些小记者一样，说我是个浪荡的人，放荡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但你可以想象，一个浪荡仔，一个放荡鬼，进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说是正部级，就是谋取一个乡镇长的位置，如果只有浪荡，试试看，能不能当上，当上了能不能顺利干几年？不容易。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定，就是浪漫嘛。
我60多岁的人了，坐了十几年牢，时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许多气质消化掉了，但我自认为内心没有变。我也用不着塑造自己是什么人，用不着矫情。我就是这样的，有后悔怎么会自毁前程，但为浪漫而死，死而无憾。我这份天性，这份做派，是是非非当然会多。也许，我不应该在体制内发展，我是体制内的另类，坏了体制内的规矩，所以最终付出了这么大、这么惨的代价。在人生最应该辉煌的年龄段，我成了阶下囚。这个，真不应该是我的结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从事教学研究，一个是国际贸易专业，一个是外国文学专业。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两个面向国际的专业方面的人才，他们是两个极有情趣的知识分子。在朝阳区老公寓楼的一个小套里，两个人把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我小时候，母亲用英文给我念雪莱和泰戈尔的诗，用双语给我解读莎士比亚戏剧。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进入青春期了吧，我母亲有一次看着坐在地板上读书的我，突然打开音乐，说，宝贝，你起来，妈妈跟你跳一支舞。她带我走了几步，我跟不上节奏。我就说，妈妈，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马上就会的，都不用你带。爸爸正在厨房炒菜，赶紧洗了手，进卧室换上西装，才跟我妈妈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那份优雅，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你看，在家里跟妈妈跳一支舞的父亲，放下锅铲，一定要换上西装才登场。那也不是什么舞场，是不到十个平方的小客厅。但他们跳得认真，投入，热情似火。他们对少年的我来说，简直是释放的一道电。我从内心敬重我的父母，爱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变过，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得到我的这番心声。
第一次，我观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后，我跳起来，跟我的妈妈跳了人生第一支华尔兹。“这是华尔兹，欧洲中世纪在诸多宫廷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贵舞种。”母亲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边细语道。我闻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我为这样的家庭气息而陶醉。
我很快从文学天地，进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进入音乐的世界。我高中的时候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我至少读过每个作家的一两部。我喜欢听交响乐，听歌剧，当我的同学陶醉在民歌里的时候，我简直没法忍受，我听到那种不传统、不现代，不质朴又不高雅的曲调，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我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但是整个学生时代，我几乎没有舞伴，除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青春的那个70年代，好像很难找到一个贵族舞伴，一个外国文学读友，一个交响乐和歌剧的知音。他们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挥着红缨枪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爱红装爱武装。有什么办法呢？
离开父母进入大学后，才是我真正孤独的开始。所以，别人看我孤独，说我孤傲，讨厌我不合群，看对了，说中了，讨厌得也没错啊。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融入他们？一直到今天，虽然我被判刑过，但我走出去，还是华尔兹，还是歌剧，还是普希金、拜伦、海明威，我跳不了广场舞，唱不出《小苹果》，读不了《盗墓笔记》《鬼吹灯》，我跟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老家伙，道不同而不相与谋，本来就是两个星球的人。永远、绝对永远混不到一起去。甚至今天这个时代，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家伙，我也不欣赏他们。他们打游戏，手机上穷聊，读胡编乱造的网络小说，那些山寨电视节目，一点经典的营养都吸收不进去，一分钟都专注不起来。我认为他们这一代很危险，他们中的有些人不长大脑，从未深度思考过，接触的不过是一些电子碎片，一种垃圾信息产物。我不希望年轻人永远是这样。时代在变，不能把人类文明的优秀内核给抛掉。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实，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纵低俗，会很快散架，成为空心的壳子，一击就成碎片的。
也许我没资格指点他人，训导时代。但我看得清楚，说的也都是内心的实话。我的这些说法也不新鲜，不独创，还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们是从内心出发，怀着真正的焦虑，在大脑里思考了无数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这些别人不一定爱听的话送到嘴边的。相信我，绝不是有口无心，信口开河。
不说这些了，说了，自己和别人都会不舒服吧。
70年代中期，像我这么外语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全国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国文艺的修养，全国更是找不到几个。摆在我面前的机会很多，文化部的一个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中央统战部，大概有十几家中央直属单位来学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单位的代表挑中。我对中央电视台，那时候还叫作北京电视台呢，有些兴趣。记得一个副台长亲自找我谈，对我的气质和口才赞不绝口，表示只要我愿意，电视台马上可以录用。
这么多单位，我就对这个心动了。电视在那个时代稀有，金贵，神圣，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觉得在新闻和文化单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险，几句话，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让你的前途完蛋，严重的还会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你潜在的命运危险，多是任由别人来强加，跟你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你的专业特点，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一颗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当作事业来做，当作职业来做。况且，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啊，这种专业的选择显然是我父母对我人生的一种理性规划。他们说得对，浪漫不是用来做事业的，是用来美化内心的，用来点燃生活的。然而，我只听进了一半，做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后来我选择了不浪漫的事业，却又把事业成果做成了浪漫，进而毁了事业。所以，不听长者言，吃亏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愿，我选择了一家央属金融单位。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欧洲的英国、丹麦等地学习外汇金融业务，先后被安排到负责代培的米兰、标准麦加利、巴克莱等著名银行做实习代理员。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我成为个数极少的，具备了国际金融眼界和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
实习期满后，单位没有安排我立即回国，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国金融在美国纽约的分支机构工作。我记得跟我同时派往纽约的同事，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厦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车声浪中，这座世界时尚之都，金融之都，让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自卑万分。而我，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来的世界里一样，闲庭信步啊。我那样的淡定和风度，使得同事们无法不刮目相看，都风传我是中央首长的公子。那时候很多首长子女都改名换姓，插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读书，然后像普通人一样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长的孩子许多就这样淹没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门之后啊。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是首长的孩子，恐怕我的学养和气质，也无法让我淹没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纽约，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交派对中，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又假设欧美视角，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每次，我做报告，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我用文化视角，用文化判断，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我是生动的，独见的，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我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
<h2>2</h2>
从少年时代一直到中年，我都沉浸在奋斗与成功的亢奋中。我的高傲几乎从未让我低下头颅，去真诚寻觅一份属于心中的浪漫感情。
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就在那一瞬间，你就在我身边”，这句歌词我很喜欢，我难得喜欢流行歌曲，可这一句我真心喜欢，因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又某一刻！我的两段情遇就是这样到来的，某一刻突然降临，毫无预见；某一刻又款款而来，如同冥冥。一点也没有我歌我咏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坎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国金融本部，我才三十四五岁的年纪，已经位居央企中层，成为体制内非常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风华正茂，英气勃发，要在事业上大干一番。同时，我渴望的高雅爱情、浪漫知音也在35岁这一年姗姗来迟。
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儿子是好朋友。他是个非常文艺的人，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文艺范儿。他恐怕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那种，对音乐痴迷的人，痴迷到不要任何东西，不工作，不操心未来，只沉湎于“音乐响起来，我心在澎湃”的那一刻。他有一个朋友圈子，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个派对，围绕音乐的派对。但其他人都是业余的，也都不固定。只有他一个人是固定的，大家就围绕他，时不时聚会一下，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什么的。
这个圈子很有意思，不断有新人加进来，朋友带朋友，朋友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再成为朋友。后来我知道，这个圈子成就了好几对恋人，只有那哥们儿一直是孤家寡人，自始至终很热心地张罗着所有圈里的事，大家的音乐，大家的爱情，大家的纠纷，大家的婚姻，大家的，哈哈，埋单什么的，真是个好人啊。那哥们儿去世很早，核心没了，这个圈子也就没了，真的很可惜。80年代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如果他活着，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会不会不能免俗，像许多他那种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样，在后来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亿万富翁？恐怕是的。这是一个时代的陨落，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是那道闪亮的划痕。
有时候我甚至想，那哥们儿死得非常及时，他及时固化了老革命血统中的那种浪漫。所以，当我现在听到一些朋友在议论，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这一类话题时，我会提及这个人。他们会竖起耳朵听。有一次，一个著名导演对我说，你把这个另类哥们儿的故事，写个小说吧，我们来做个电影吧，这很有意思啊。是的，有意思啊。但是，这哥们儿对我来说，意义更不同寻常，因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圈子，通过音乐派对，我认识了我的前妻郝宁。
应该说，郝宁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场，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欢。郝宁一直在一个角落里抽烟，并没有上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她，注意到这个抽烟的沉静女孩。我记得当时的情境是，我感觉到一束光从她坐的角落闪现出来，一直跟随着我的脚步，那就是她的目光吧，一种异样的目光。后来我走过去，自我介绍，邀请她跳一曲。她就笑眯眯地站起来，跟我跳了一曲《多瑙河之波》。跳舞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并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华尔兹，她更喜欢波士顿慢华尔兹，激情隐逸在舒缓、优雅之中，有一种持久的张力。她说她和朋友们把《蓝色多瑙河》舞曲，进行改编，搞出了快、中、慢三个节奏的舞曲，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节奏，各取所需啊。
这支曲子完成之后，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自录的光皮盒带，告诉我，她其实是拿老上海的歌曲当舞曲的。她是周璇和白虹的歌迷，专门在香港翻录了两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带着卡带和小型录放机，随时欣赏。她告诉我，她还特意去拜访过白虹，如今，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光华四射的巨星，黯然隐居在北京的老苏州胡同里。
她把卡带放进收录机，播放白虹的《春之舞曲》，然后独自上场，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大家看呆了，那种感觉，那种效果，你可以想象，它的独到，她的独特。
那天晚上，她还和几个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苏联歌曲《列宁山》，她拉的手风琴。她演奏的时候，十分投入，闭着眼睛，微微地昂着头，一缕黑发在额头上荡来荡去。从舞场下来，我提出送她回家，她说好啊。走到门外，才发现有一辆京G牌照的奔驰车在那里等她。我马上明白，她是高干子女。在她的热情邀请下，我只好上了她的车。车上，我跟她开玩笑说，本来想追求你的，一看这车，就没有勇气了。
她抿着嘴矜持地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演奏《列宁山》吗？我说，当然是因为喜欢苏联歌曲啊。她说，这个回答可有些平庸哦。演奏这个，是因为我们今晚应该有一个共同话题，比如，列宁。然后，她就不再说下去了。
我很着急，我说，可是可是，关列宁什么事啊，我关列宁什么事啊。
她还是不吭声，抿嘴笑笑。
临下车时，她说，大卫杜夫香水与列宁有渊源，列宁曾多年使用，现在这个香水又开始进入中国，这是一个亲近社会主义的西方香水品牌。
我目瞪口呆，因为，我的确使用大卫杜夫品牌的香水。而这款香水进入中国，与我在美国时认识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关系。他问我何时中国男人会用香水，我说，现在，马上，您可以进入中国，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像我这样洒香水的男人会越来越多。我没有想到，郝宁竟然如此有心，如此用心。她聪明的“发现”与精致的“设计”，让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许多“机缘巧合”。
郝宁身材苗条而脸蛋浑圆，嘴角线条清晰，具有东方女性典型的美。她彻底征服了我。我开始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可是，她漫不经心，跟我若即若离。她真的是那种很聪慧很矜持的女人，毕竟是大家闺秀，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感情进展，我都无法控制。我只能单向拼命释放我的爱慕。
从认识她的第一个夜晚，我似乎就感觉到她对我的好感和用心，似乎感觉爱情已经咫尺之遥，可就是那么一点距离，我用了整整两年挺进，何其艰难啊。我在两年里，调动了全部的艺术细胞，向她看齐，试图与她并肩。事实上，郝宁的聪明超出我的预料，她在经济和艺术两个领域，都称得上是专家。她通读过大量经济学著作，对投融资行业了如指掌；她会作曲，写诗，会熟练操作四五种乐器。她更是一位生活家，对食物、时尚、奢侈品品牌等如数家珍的生活家。她是那么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我两年里给她写了将近两百封情书，简直无法想象那种近乎疯狂的动力，为她源源不断地喷薄着。每一次约会，我都要带着一封情书去。回来后，我会陷入一种新的抒发欲望，再次拿起笔来。
我的前妻，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的女人，魔力，这个词不同魅力，你是文学家，一定会体会到这两个词语的内涵差异。
那么，什么是魅力呢？我之所以比较这两个词，就是为了说一说我的另外一个女人，我对她昵称安娜。我不说她的名字，其实你也知道，是吧，媒体报道过不少，她是一位著名的影视明星啊。关于我们的八卦能少吗？一个是“贪腐高官”，一个是“大红明星”，多有猛料啊，太对那些记者的胃口了吧，对不对？哈哈，我不怪你来找我，选择我访问，恐怕不光是因为我级别高，属于老虎级的，在“老虎”里面，我算是轻量级的，哈，但是有风流韵事啊，你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呵呵。
我今天答应见你了，愿意跟你谈这些，本身就说明，我能够坦然对待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人生，是非成败转头空嘛，三国弹词开篇不有这一句吗，最终都是樯橹灰飞烟灭啊老弟。所以，人最好坦然，不要遮掩自己的过去，更准确地说，不要遮掩自己的灵魂。
说我跟安娜的这段往事，首先要申明，绝对不是有些人八卦的那样，我通过一部电视剧看中了她，然后打电话给某导演，然后开始了物质轰炸，直到把她轰晕，倒在我的怀中。你来之前，肯定也研究过我的案情，我相信你研究的是权威的官方材料，而不是民间小报。我有那么下作、那么低级吗，一味奔着人家的肉体而来？再说，我的涉案数额就那么多，最后认定的也就一两百万，即便那些钱全部给她，能买她这个级别的明星跟随我几年？人家的片酬和出场费早就超过了这个数，凭什么跟我就那么贱？
安娜在我生命中的出现，在我情感世界里的出现，可以说，也是突然的，意外的。跟郝宁的出现一样突然，一样意外，一样充满了机缘巧合。
那是199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的一个大客户何先生，急匆匆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在第二天下午出席他组织的一个慈善活动，并在晚上的招待酒会上讲话。何先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投资大佬，每年组织此类活动，意在与内地金融、商业、投资、传媒界的大佬们聚会，并借此整合资源，挖掘机会，顺便也传达一下爱心。何先生在电话里恳切地邀请我，说虽然活动嘉宾中大佬云集，明星斗艳，但真正有分量的还是我这样的政商两跨的首长。我如果肯光临指导，活动的档次会高出很多。企业家，画家，导演，影视歌舞界明星，他们真正在乎的，还是在晚会上遇到像您这样的首长，国家未来的经济掌舵者。
当年，46岁的我已经掌管一家中字头金融集团，位居正部级已经5年多。人们根据我的年龄，位置，实力，资历，无不判断，不久的将来，我必定会进入国务院，未来的中国，需要我这种专业的高层领导。我自己也觉得，在这方面几乎无人可以与我攀比！我相信何先生的话虽然出自一份热情，一份抬爱，但并非空穴来风，毫无依据啊。
那一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大爆发的第二年，形势十分危急。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出现在活动大厅。我知道大家等我这场讲话，最关注的还是金融危机到底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走出，何时走出，以什么方式走出，需要哪些国家、哪类机构、哪个群体做出何种努力，甚至牺牲。我对着一屋子成功人士，微笑着，轻松地微笑着，没有讲一句套话，没有讲政治经济，没有正面讲正在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甚至没有讲慈善的美德，而是讲了一个似不关联的小故事：
这是炎热小镇慵懒的一天。太阳高挂，街道无人，每个人都债台高筑，靠信用度日。
这时，从外地来了一位有钱的旅客，他进了一家旅馆，拿出一张1000元钞票放在柜台，说想先看看房间，挑一间合适的过夜。
就在此人上楼的时候，店主抓着这张1000元钞票，跑到隔壁屠户那里支付了他欠的肉钱。
屠夫有了1000元钱，横过马路付清了猪农的猪本钱。
猪农拿了1000元钱，出去付了他欠的饲料款。
那个卖饲料的老兄，拿到1000元钱赶忙去付清他召妓的钱（经济不景气，当地的服务业也不得不提供信用服务）。
有了1000元钱，这名妓女冲到旅馆付了她所欠的房钱。
旅馆店主忙把这1000元钱放到柜台上，以免旅客下楼时起疑。
此时那人正下楼来，拿起1000元钱，声称没一间满意的，他把钱收进口袋，走了……
这一天，没有人生产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人得到什么东西，可全镇的债务都清了，大家很开心……
这个故事讲完后，我说，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现金是要流通才能产生价值！但这只是表象。实则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只要流通起来，钱即便不会生钱，但死钱会变成活钱，活钱就能解决经济中的许多梗阻问题。包括金钱本身的麻烦，比如今天我们遭遇到的亚洲金融风暴。当然，这还不是我今天要表达的思想。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从家里，从世界各地走到一起，企业家应该向画家求购艺术品，投融资专家应该与企业家勾肩搭背，商业流通领域的先生们应该关注和介入传媒，传媒大佬们应该帮所有人扯上关系，这就是流通，就是创造价值。然后所有人，从自己的价值盈余中拿出一块，交给传媒去运作慈善，积善积德，造福社会，播种仁爱。俗话说，得道多助，天下顺之，我相信今天我们会聚一堂，是以庙堂之高搏江湖之远，是智举，善举，福举！好，让我们举杯、举杯、再举杯！
我在仕途30年，很少中规中矩、拿腔拿调地讲话，多是由着兴致来，随着性情来，尊重现实来，我的讲话绝大多数时候，受到欢迎和好评。热烈掌声和热烈掌声是不一样的，一个经常在主席台上发言的人，不可能看不透、不明白各种奥妙。热烈的掌声如果有配套的热烈表情，这掌声基本上是真的热烈，由衷的热烈。我讲话的时候，看到了安娜就站在人群的前排中央，她一直凝视着我，微笑着频频颔首。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热烈。我相信我的直觉。
安娜当时刚刚主演了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也正在热播。她光彩照人，在人群中闪耀着巨大的磁场。不能否认，那个慈善之夜，我和她，是全场的焦点。
当我端着红酒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被人群包围，欢畅地聊天，放声地大笑，我忽然有一种特别恬静的喜悦。过了一会儿，她应酬完几个包围她的企业家和画家，就端着杯子向我走来。她美目流盼，裙裾飘逸，一步三韵。在厚厚的羊绒地毯上，她无声地向我飘移而来。那一刻，世界是凝固的，而我的血液是急速奔腾的。
我主动对她说，安娜，我一直在三尺之外，艳羡着你，也保护着你。
她说，谢谢，很有风度的距离。
她的眉毛向上挑了一下，说，首长为什么叫我安娜。
“你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阅读的人文版《安娜·卡列尼娜》，封面上有一张素描安娜，你的风姿，表情，出类拔萃的美丽，如出一辙。你更有西方古典气质，而不是东方传统。”
我毫不讳言，对她大加赞叹。请你相信我，我不必在任何公众场合，对女人滥用溢美之词。我没有必要那么做，也没有人能激起我那样做的冲动——除了知遇郝宁，除了艳遇安娜，人生中的这两次相遇，我的两次怦然心动。
那天晚上我们分别邀请对方跳了一支华尔兹舞。我先主动，然后，她追加了“主动”——整个晚上，她一直在我的视线里，没有逃脱。我清楚地发现，她就主动邀了一次舞，唯一的一次主动，给了我。在辉煌硕大的水晶吊灯下，她身姿挺拔，舞步流畅，我们和韵合拍，身心摇摆。她微微昂起下巴，拉直了颈线。她的锁骨是那样的凌厉，她的酒窝是那样的浑圆，她简直就是天使在人间。如果拍一部中国版的《天使在人间》，安娜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是华人版的艾曼纽·贝阿。
跳完舞后，我们又到露台吧喝了很多红酒。我想起了安娜前一次恋爱的不幸。她错爱了一个文化骗子，陪伴那人浪费了几个春秋，结果文化骗子的资金链断裂，匆匆卷走了账上的一点资金（其实都是银行贷款），连招呼都没有给安娜打一个，就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据说，逃到了日本，隐姓埋名避难。可安娜独自吞噬自己的苦果，从未在人面前说过前男友一句不是。每当媒体纠缠她的时候，她都是淡淡一笑，说我个人对自己的青春负责，没有什么好哭的，好恨的，好说的，谢谢大家关心。
想到这里，我就脱口而出，安娜，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跟许多明星不一样，你心灵高贵而精神平和，你站到我身边时，我感觉到的气场虽然十分强大，但一点也不咄咄逼人，而是散发出一种暖融融的气息。
“那是因为空调打得太冷了，我成了热源。”安娜俏皮的话，让我们哈哈大笑。
那一夜北京的天空难得的澄澈。
举办晚会的地点在京郊，没有太多的光污染。星空灿烂，恍若眼前。我们两个趴在栏杆上，一齐伸出手去，说要捧取这星光。我还临场发挥，改编著名的《月之故乡》的歌词，吟咏出几句诗行：
天上有个星星
地上有个星星
此时，天上的星星下凡在地上
地上的星星其实在天上
我抬头望天上，低头看地上
一个在梦里，一个在心上
安娜静静地听着，含笑不语。但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心花怒放。
我和安娜就这样相遇而心动了。我认为，我们是彼此钦羡的，我们的交往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感情是水到渠成而后发的，绝对不是一些小报搞的那种春秋笔法的瞎编排。
我那时一个人生活在北京，是一个“准单身”。早些年，郝宁跟我结婚之后，很快跟着我到纽约生活。我在结婚的第二年被再次派驻纽约。我们在那里，有着如痴如醉的新婚甜蜜，找到了如诗如画的异国情调生活方式。郝宁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前辈子一定是欧美的灵魂，今生虽经周折，终究还是寻到了归属。我们在联合国总部旁边买下一栋小洋楼，经常在家里举行宴会，花旗银行等美国一些著名银行的执行官都是家里的常客。我们很快生育了两个孩子。周末举办Party时，我陪着外国同行喝红酒、抽雪茄、打高尔夫球，而一对儿女与客人的孩子们快乐地在一旁玩耍，郝宁深深地陶醉于这种生活。我也有种特别的满足。可是，我知道这种生活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临时的。我在纽约，代表的是中国金融，我不是私人资本家，这种生活不过是“借来的生活”。然而，郝宁铁了心要定格在这种生活里。两年后，当我再次被召唤回国时，郝宁坚决不肯跟随我回国，而是在纽约长期定居下来。
我在北京甚至全国全球到处有朋友，离开郝宁却让我发现一个恐怖的现实，就是他们跟我很难踩到同一个鼓点上，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可以取代郝宁。
回到国内，白天我处在事业的亢奋中，每当华灯初放，我坐着小车徐徐穿过长安街时，心中总是怅然若失。每天上班后，再也没有人为我梳理发型，没有人为我搭配好西装领带，没有人跟我讨论约翰·施特劳斯和邓肯，没有人为我调制我钟爱的鸡尾酒，没有人在酒后伴着我在卧室踏着柔情的舞步……我曾多么的相思郝宁的骄傲、睿智、时尚，以及如歌行板的妇唱夫随啊。
当我遇到安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保持着热烈而强劲的友谊。
我觉得奸情与恋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用物质化手段直接强暴感情意志，后者是顺其自然，保持健康态势，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你看过吴若甫、蒋雯丽和俞飞鸿主演的电视剧《牵手》吗？当年正好在热播这部剧，很火，从物质贫乏相依为命式感情生活走出来的中国人，正处在巨大的情感波动中，《牵手》顺应社会心态横空出世，引起万人空巷。为什么？很简单，这是第一部客观肯定“小三”真爱的中国戏，惊天也逆天啊。吴若甫演的钟锐与俞飞鸿演的王纯，在事业中相互扶持，知音知心，发生了婚外情。这种感情并不肮脏，甚至有些美好。说实话，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是恋爱中的吴若甫，安娜是王纯，在我的心灵空缺的时候，如仙女般下凡。当然，我比吴若甫更幸运，郝宁并不是刁蛮的黄脸婆夏晓雪，只是，她不肯随我迁徙，不能做一个妻子对丈夫应有的陪伴。
然而，一些媒体是怎么评论我的这段感情发生的情景的呢？你听听：
“……回国后，他对附庸风雅生活的追求丝毫没有改变。他经常在北京的家中举行小型酒会，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曾到他家中做客捧场，这些明星、大腕在他面前显得毕恭毕敬。一边是女演员对他暗送秋波、投怀送抱，一边是高朋满座饮酒赋诗、谈论文学艺术，这时他总能感到一种特别的风流倜傥、潇洒得意。
1998年秋季，一部颇有影响的电视剧正在国内各大电视台滚动播出，剧中影后级女主角那青春靓丽的身影、甜美俏丽的笑容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立即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名导演的电话：这女孩子演技真不错，我认真看了，有一些心得要跟她交流，如果把握得好，她会成为中国的凯特·温丝莱特，有机会请她来参加我的Party，我跟她说说。
时隔不久，在他家举办的酒会上，他终于见到了倾慕已久的女明星。
走下荧屏的女明星真是有着惊人的美丽，一颦一笑都让他心醉不已。他立即上前很绅士地拉住她的手，在手背上印上深情一吻：大驾光临，不胜荣幸，艳光四射，蓬荜生辉。知道吗，为了有资格在你石榴裙下，做一个痴情王子，这段时间，我把你演的全部影视剧都欣赏了一遍，对你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更没想到生活中的你更加光彩照人！
他的举手投足和言辞完全是洋做派，让这位见过大世面的明星，竟然克制不住激动，两颊泛起了娇嗔的红晕。在酒会上，这位身居部级领导岗位的中年男人，放下了平时端着的一切架子，毫不掩饰对明星美人大献殷勤，不顾众多来宾，从酒会开始到结束，一直紧随着明星身边陪她聊天。他演绎着自己在美国打拼的传奇经历，夸夸其谈如何判断亚洲金融风暴的走向，如何反制金融大鳄索罗斯，头头是道，那气度简直如同共和国总理似的。这位高官的传奇、健谈与风度，让女明星刮目相看，而他毫不吝啬的赞美也令她心花怒放。酒会结束时，看着风情万种的女明星飘然远去的背影，他的心里生出一种非征服不可的欲望。是的，征服，如歌中唱的，就这样被她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他的心情是坚固，他的决定是糊涂……也许，他的心中当时激荡的就是这首老歌的旋律。”
您看，就是这种文章，铺天盖地，我完全就是一个不入流的猎艳者，我还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可说的呢？
<h2>3</h2>
我跟安娜开始约会，安娜喜欢热闹，最初都是我策划组织小型party，我们很自然地在一起，开开心心过一个周末什么的。安娜喜欢高档西餐，这个与我不谋而合，我们都是西餐派，拒绝中餐的油腻，厌恶中餐环境的那种嘈杂。她最喜欢法国大餐，日本料理，我喜欢意大利和法国大餐，还喜欢地中海式的环境。一段时间的party式约会后，我开始单独约她见面“吃小灶”。
我通常为她选择马克西姆法国餐厅，那里的牛排、鸭舌和玫瑰饼，非常对她的口味。我还选择了最高档的中和日式料理店，为她购买了紫金贵宾卡身份，吃饭前可以沐浴，并穿上美轮美奂的和服。安娜的悟性很高，那里有日本传统音乐三味线的表演，她很快迷上三味线的情韵，尤其喜欢年轻派的演奏家作品。比如上妻宏光，那时候刚刚第二次获得日本音乐大奖，他的津轻三味线演奏，简直对人的情绪世界长驱直入，那种感受真不是一般艺术可以渲染得到的境界。我就设法通过关系找到店长，翻录了他的全部三味线音乐，包括吉田兄弟、长山洋子、高桥竹山、北岛三郎、杵屋五三助等人的《梦の桥》《春驹》《觉醒》《YOAKE》《RYDEEN》《桃源郷》《火の国》等作品，然后亲自编排目录，绘制CD封皮。
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大潜力，我觉得安娜激发出我更多的潜能，这些细活儿我以前从未染指，但为了她，我竟然上手就会，而且做得非常精致。安娜赞不绝口，说编剧都编不出这样的故事，一个大首长，日理万机，却能在夜晚进入自我的宁静小世界，做出与事业毫无关系的精耕细作的活计！我及时脱口表白：感谢爱赋予我至高勇气和力量啊。
她微笑着不语，清酒使她微醺，音乐让她迷醉，关怀呵护，让她神采飞扬。此情此景，万般动人。
私交了两个月后，我决定设计一场两个人的独特浪漫。
在筹备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的浪漫周末开幕了。在酒店顶层超过600平方米的三面落地窗的总统套房内，我跟安娜对坐在雪白桌布铺就的西餐台前。伴随着悠扬的弦乐四重奏现场表演，象征着“久仰久慕”的9个统一白色着装的服务生，陆续登场。三道细点，七道意大利浪漫餐，委托酒店订购的意大利顶级葡萄酒，一瓶价值过10万元Giacomo Conterno，开瓶后溢出浓郁的葡萄醇香。餐后，一杯英国红茶，几句温软情话。然后我们移座中央客厅，12名白衣少女组成的圣女合唱团，进入客厅，在小乐队的伴奏下，演唱了四首经典歌曲，两首欧美情歌，一首宗教诗，一首中文歌曲，而这首中文歌曲正是安娜主演的一部电视剧中的主题歌。然后是一个美容师，三个专业水疗师伺候的两小时私人水疗和美容。
这一切结束后，真正属于我和她个人空间的时刻到来了。服务生推进一个礼品餐车，一个烛光车，然后熄灭了房间所有的电灯，在温馨烛光和玻璃窗外首都的灿烂灯海里，我开始了表白。
我揭开礼品餐车上的盖头，99朵玫瑰花束灿然而出。我手执玫瑰花，单膝下跪，向安娜做了三分钟的倾诉，告诉她从第一面见到她之后的无限相思，交往中的无限欢愉，她在我心目中的无限魅力。接着我从车子里拿出另外一件礼物，一块价值12万美元的江诗丹顿艺术腕表。待安娜自己解开礼品盒后，我看到了她的惊喜。她说：亲爱的，这款，我知道的，太贵了。她用了亲爱的这个称谓，嗯，她用亲爱的！我热血沸腾，我说：亲爱的，我本来看上的是48万美元款式的全钻女表，可是没有订到货，我正担心这个价位的东西不一定配得上你的大明星身份呢，你的宽厚质朴让我感动。
安娜从沙发上站起来，绕过餐车，走到我面前，伸出胳膊，大大方方地说：亲爱的，给我戴上吧。
我为她戴上腕表。她说，我喜欢。然后就抱住了我的头，用她修长的手指，梳理着我的头发。
一个多么浪漫的温情之夜啊。
我不否认，安娜喜欢这样的场景，喜欢这样的生活。但人家是那么大的明星，整天亮相于红地毯和镁光灯，你总不能用包子和炸酱面，在快餐店作为与明星相处的配套吧。但我相信，安娜绝对不是被所谓的金钱打动，她没有见过一百万两百万吗？只要她愿意，可以为她花费上亿的土豪会排成长队。我经常跟一些大企业家在一起，有时候熟悉了，难免会谈谈大家喜欢的女明星。十个人里面至少会有三四个说，喜欢安娜和舒淇这样的，这两个女人是成功男人、成熟男人的偶像。现在走红的范冰冰、林志玲，是80后的小朋友喜欢的吧，那样的脸盘，不符合传统审美，她们不能表现雍容华贵。女人的脸是一张命运写照图，也是其内心世界的观照镜。安娜的善良和温厚，在与我相处的日子里，完全呈现。其实，这才是我内心欣赏她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仅仅是为了博得美人一乐，我们的感情不可能持续发展，最后又陷入难舍难分的痛苦。
安娜虽然是影视明星，但一直感觉自己在北京大院中长大，比较谦卑，她说自己小时候如野小子，贪玩，甚至跟小伙伴翻墙，打架，10岁时过早进入演艺圈，成了童星，开始了浮华的青春生活，一直至今，所以她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缺少厚实的文化底蕴。其实，她出生在书香门第，最欣赏的男人还是像她的父亲那样的博学睿智的成功男人。她对我的感情，最初也许是被动接受的，但不可否认到后来产生了真正的依恋和爱慕，因为我博学，有情趣，而且懂得呵护女性。我的绅士风度是自幼养成的，融入血液一样发乎自然。你可以给我与她最初的交往定义为偷情，但后来我们大不一样。我们在一起歌唱，一起大笑，一起痛哭，分享每一分财富和心情。她为我吹眼睛里的沙子，摘黑发丛中的白发，为我工作的辛苦而焦虑，为我仕途的每一个哪怕极其微小的进展而欢欣。
有一个生活的经验，可以跟你说一说：一个女人是不是真正爱你，在现在这个社会，说实话，很难彻底判断。但可以通过一件事基本准确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她是否日积月累、越来越强烈地想嫁给你，与你结成终身的伴侣。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一个物质实力与社会地位跟你没有多大差距的女人，是否想跟你结婚，就更有爱情说服力了。安娜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有妻室的，跟我约会，愉快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变得有些烦躁，有些情绪反常。痴情的她认为，我对她如此温柔与慷慨，必定也是渴望与她终生相守的，所以，一定会有一天，主动向她求婚，拥着她走进婚姻的神圣殿堂。然而，我没有。我有郝宁，有儿女，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对如何破解这个家庭，重建一个新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道德承受力量。所以，当有一天，她眼里含着委屈的泪水，向我提出这件事时，我惊呆的表情一定使她悲愤欲绝。
还有一个生活经验可以说，也是从这件事可以判断女人对你的爱是否深沉。当她渴望与你结婚并终于提出来时，你很为难，甚至因为双方皆知的原因，难以做出准确的期限承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女人的表现可以反映她的爱与善良程度。她虽然痛苦，但理解你。她独自流泪，但是她不威逼你。她依然跟你相伴，体恤你，甚至同情你的家人。她不闹腾，唯有等待。安娜，她算是这样的女人吧。
所以，我搂着安娜，帮她拭去脸上的泪水，说：亲爱的安娜，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大明星在我的怀里，像个小孩一样破涕为笑。
<h2>4</h2>
如果我没有被中纪委查办，这个故事也许可以到此结束，谁愿意把一个浪漫弄成一个悲剧呢。我的故事到此，虽说不能花好月圆，但至少看起来两情相悦。然而，人生无常，注定会导演情爱无常。
作为一个男人，同时拥有郝宁和安娜这两个出色女子，当然是一件容易让“胜利冲昏头脑”的美事。对这两个女人的感情，得手需要能耐，驾驭需要技巧，维持需要胆量。
我在郝宁之前和之后，并非没有过女人。跟她们大都是逢场作戏，她们无非是银行里面的小业务员，刚刚闯入社会踌躇满志，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生。这些丫头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我这样的人物面前，几乎没有抵御能力。跟郝宁的蜜月期过后，在认识安娜之前，我有过一些拈花惹草的事，这些都没有逃得脱郝宁的敏锐眼睛。1990年前后，我在国家金融纽约分公司当总裁时，曾经跟一位年轻的下属发生关系，被郝宁发现，大闹过一场。我拒不承认这段关系，也没有明确道歉，但为了安抚郝宁，在经济上给了她很大一笔补偿。大概在1992年，郝宁与一名中国台湾籍美国商人在旧金山注册成立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我亲自给这个公司批了一笔2300万美元的贷款。事后不久，这家公司涉及香港洗黑钱500亿港元一案，受到香港廉政公署侦查。而该笔贷款迄今仍未偿还，成为呆账。这是我惹的最大的一个祸，也是后来我的人生天平上最大的罪行砝码，这个砝码不是安娜或者其他哪个女人给我的，是我自己的老婆给加上的。
回国任总部董事长三年后的春节，郝宁回国与我团聚时问我，如果她回国创业我支持不支持，支持的话，她就回来。我说，当然支持。郝宁就在开春后回国，与她的一位在央视工作的大学同学，合办一家广告公司。因为有美国的先例，对我平素的风月之事，郝宁一旦风闻一些，掌握一点鸡毛蒜皮的破证据，便与我摊牌，开始“战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出面帮她在业务上解决一个问题，她就偃旗息鼓。时间长了，见并不危及家庭，而且我在经济上对她大开方便之门，郝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后来郝宁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大，数字也逐渐加大，我对她的要求，就只能用“爱理不理”来处理。我与安娜的风流绯闻在北京传开之后，郝宁再次跟我摊牌，提出要包揽我所在系统的全部广告业务。我就将计就计，提出全国不行，但最大的分支机构广东金融的广告业务可以给她，因为广东公司的总裁是我亲手提拔的亲信，比较听话，懂事。郝宁说，那也行，先这样。就把她的广告公司迁移到广东，并在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广西以及香港、澳门一带，如鱼得水地展开了金融广告的业务。
我比安娜大20多岁，且有家庭，安娜这样的大明星，肯与我维系感情，我一直视为知遇之恩。安娜主动提出婚姻要求，如张爱玲所说的，真是把自己高贵的女人花，降低到尘埃里去了。我觉得她的内心是苦闷的，为了我，她在承受着哪怕是一个常人也不一定承受得了的屈辱。我能报答的，也就是对她好一点，更好一点。
自第一次后，安娜再也没有提及过跟我结婚的事。她的隐忍让我更加揪心，她给予我的爱和包容，也让我更加动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了安娜，今生何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内心的痛苦纠葛，我终于给远在广东的郝宁打了一个电话，提出离婚。接到电话，郝宁意外地表现得十分平静，只是在电话里说，我这段时间忙，不能回来谈，正好也给你留几天时间，你认真考虑成熟后，我们再见面。
我知道郝宁聪明，厉害，但依然预计不足。其实，她一接到电话就悄悄回到北京，收集我和安娜交往的证据。过了将近一个月，掌握的材料相当充分了，她才出现了。
一见面，她就大声呵斥我，说我是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无赖。她指着我的鼻子责问我说，你知道国家培养一个省部级领导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吗？告诉你，跟培养一个脱离地球轨道的宇航员，是一样的代价。可是，国家培养了一个什么样的省部级干部，你看看你自己，一个伪君子，一个脱离正常社会轨道，自以为徜徉在道德和法律真空的败类，竟然包养女明星，你以为你是同治皇帝啊，可以出宫嫖妓？笑话，我马上向中央举报你，让党清除你这个昂贵的祸害。这些年我对你的宽容已经达到了极限，你至今还在考验我的承受能力。为了一个戏子就不顾孩子们的感受，不顾我多年对你的恩情，和我离婚。好，那我就让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看那个戏子还跟不跟你花前月下。
郝宁这个女人，出身名门，高雅起来如天仙，但一旦发飙，如同草根泼妇，十分狰狞，十分可怕。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面临的处境。我和郝宁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层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更重要的，还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利益共同体，一旦离婚，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资源将不复存在。更糟糕的是，倘若她果真跳出来举报我，我如日中天的前景会变成黑暗一片，成为阶下囚不是没有可能。
这次的离婚风波以我的失败和妥协告终。我向郝宁赔礼道歉，并答应帮她拓展在整个华南和华东金融系统的广告形象代言业务。在一个月内，我就协调了七家金融机构共计11笔广告代理费300多万元，直接汇入她的广东公司。这才暂时平息了她的暴怒。
其实，郝宁这边算是容易解决的，离婚不成，我该如何面对心爱的安娜？本来，我打算把慷慨离婚作为一份大礼送给她的，现在反而惹出麻烦，不得不利用权力，硬着头皮，赤膊上阵，帮妻子拉业务。安娜这边，我没有什么高招了，只能实话实说。我说我和郝宁这些年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但现在离婚还不是时候，孩子还小，等孩子上大学了，她一定会撒手，否则她折腾起来，大家都非常难堪。你是明星，凡事都有关注度，要爱惜羽毛，我绝对不能让你进入一个有纠纷的婚姻生活。我们也不能逃避现实，私奔桃花源，我和你没有事业，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安娜听我说完，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微笑着说，爱，就是一种等待的过程，只要你陪着我等待就好。
她的话，让我顷刻泪眼婆娑。
我要对得起这份情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斥资近千万元，为安娜在京郊购买了一套独体别墅，作为两人的爱巢。我甚至卖掉了十几块名表——我有收藏世界名表的雅好，多年来，我收藏到世界上四十多种品牌的七十余块名表——筹集资金，为别墅配备豪华家具和高档电器。我为安娜购置的一套顶级视听设备，就花费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在京郊买一栋小别墅了。为了她方便出行别墅，我又为她购买了一辆价值300多万元的进口兰博基尼跑车。
你问我，哪里具备这么强大的经济能力？这个……嗯，这个，我跟你说，我有这个经济承受力。我的工资收入很高，这个，你应该了解的，央企嘛，前些年薪酬就是很高的啊。当然，我不讳言，我作为一个部级领导，一个掌管着数万亿资产的领导，一些琐碎的花销，是不需要个人掏腰包，个人跑腿去操办的。有许多人排着队，为我办，办了还受宠若惊，办了还对我感激涕零。
说实话，我们的官员，一旦熬成一把手，权力太大，很难不失控啊。一旦失控，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怨不得组织，怨不得体制，怨自己吧。在这方面，我的确是犯了错误，犯了大错误，嗯，非法吧，跟党中央开了一个大玩笑。代价也付了，人生也完了，从巅峰跌到谷底了，宛如一场春梦，醒来发现，却是噩梦啊。
我的事发，是我自首的。这在省部级以上干部的案例中，并不多见吧。这也是我的坦荡，我的天真。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绝望。我不断被人举报，风声传得越来越大。有人说，中纪委已经掌握了我大量违纪违法事实，就等着中纪委常委会研究，一旦线索确凿，常委会通过后，就会对我采取措施。人在这种信息的包围中，是很难受的。一天，为了试探虚实，我拿起桌子上的红机，接通分管我们这块工作的国务院领导，跟他请示，希望能当面向他汇报工作。结果，领导很客气地说，过几天有空的时候，听秘书通知。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信号，这跟以前领导一接到电话，就滔滔不绝跟我说工作的情况，大相径庭。放下电话后，我在办公室坐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远方的郝宁，说了我的担忧。本来想得到她的安慰，并希望她能看在夫妻情分上，通过她老爷子的人脉，给斡旋一下。没想到，她在电话里勃然大怒，说一定是你的奸情败露了，天下女人何其多，你脑子进水，偏偏要去惹一个戏子，能风流几年不出事，已经是前世积德了。劝你赶紧去中央说清楚，生活作风腐败，最多挨个纪律处分吧，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已经懒得争辩，听她喋喋不休的呵斥。我摔了电话，下楼开车去别墅，找到安娜，跟她一起吃早饭，并把我的担忧说了出来。
安娜伸出她那只戴着我送的价值百万江诗丹顿的胳膊，用手摸摸我的额头，说，亲爱的，你大概累了，别感冒了，好好睡一觉，一切都没事了。
我哪里睡得着，就陪着她在餐厅里坐着。沉默了片刻，她到客厅打开音乐，说，亲爱的你太紧张了，需要放松神经啊，你不是喜欢华尔兹吗，我来陪你跳一曲慢华尔兹吧。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安娜在这个时候给我的温情，是一份无法取代的慰藉。
她拉着我的手，来到客厅。我清楚地记得，她放的是《友谊地久天长》华尔兹慢三舞曲。我和她缓慢起舞。当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十分模糊，仅仅记得舞曲放的是：《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曲子，唤起了我心中从未有过的一种酸楚，无法言喻。
两个小时后，我决定重新回到办公室上班。
京郊的冬天，有些荒凉。落光叶子的杨树，静静地站在旷野中。没有风，没有云，没有蓝色的天空。一切都在烟雾蒙蒙中。我把车子开得飞快，飞快。我仿佛是踩着快步华尔兹的鼓点，在急速地奔跑，甚至跳跃，甚至飞腾。回到单位，一切如同平常，听汇报，开会，看材料。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过了几个月。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安娜，那个风情万种的明星女人，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在《友谊地久天长》的舞曲中，消失得一干二净，彻彻底底。我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女人，斩乱麻的刀如此锋利快捷，让人反应不过来。她一消失就是几个月没有消息，我也真的病倒了，高烧不止。我一度怀疑，跟安娜的一切，不过是自己的精神幻觉。我记得看过一部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小约翰·福布斯·纳什传奇人生的电影《美丽心灵》，说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进入自己幻觉的世界，扮演着拯救祖国安全的科学特工。我是不是也在重演小约翰的人生？我无法接受安娜突然离开、杳无音信的现实，我几乎怀疑有没有这个中国演员，我有没有看过她主演的那么多作品，我的艳遇与她的浪漫相伴、肌肤之亲，是不是我对偶像明星空想过头，而产生的幻觉生活？
可是，几个月后，安娜突然又高调出现了，不是在我的生活里，而是在媒体上。她还是那么光华四射，笑语吟吟。她告诉记者，这两年她一直在国外拍戏，顺便在一个世界著名的电影学院里旁听，她太渴望学习了。她透露，她在国外还收获到一份爱情……
交谈结束后，我给他递上我临时准备的一张纸条，请他再回答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从巅峰跌入谷底，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女人吗？有没有自身的原因？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两个女人固然不是省油的灯，但女人嘛，在生活中，谁都会避不开的，她们不过是男人犯错误的介质。我不遇到她们，也会遇到别人。世界上美丽、聪明、有风情，又会驾驭男人的女人，岂止她们两个，无处不在啊。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
“到底什么问题，我没有完全想透彻。浪漫是没有罪的，如果浪漫有罪，人类就不会几千年歌颂浪漫，布施浪漫。浪漫是每个人向往的权利，所以我追求浪漫也是无罪的。但我为浪漫，违反了党纪国法，这是事实，这也的确是为浪漫付出的惨重代价。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会思考清楚。但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甚至会到下辈子才明白。抱歉。”
第二个问题：如果让你重新活一次，你还会选择这样的浪漫、这样的生活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
“不过，”他补充说，“我会自己创业，而不是选择在体制里奋斗。”
两个问题回答完，我本来的狐疑顿然解开了。其实，以他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毕竟，放纵、违法跟浪漫的界限，虽然有时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但再模糊，对他这个文化层次与社会阅历的人来说，应该不会拿捏不准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他放纵了自己。或者说，欲望扭曲了他的浪漫。
如此放纵和浪漫，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在体制内要受到惩处，就是在体制外创业，也终究属于不道德，也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也许，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第五部 四海之内
“倘若把你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做一个总结，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把最深刻的部分做一个表达？”
这是我设计并提供给访谈者的《人生问卷》中的一条。
他的答案是：
“朋友不能没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朋友不能太多，多一个朋友多一份祸。”
他是个健谈的人，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我坐在他的对面，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围绕我想了解的内容，进入畅快的交流。我对他不感到陌生，他也不会给人以任何抵触感甚至压抑感。
不得不承认，他的气场是比较强大的，而且是有温度的。尽管他现在是一名犯人，但忽略这个事实的话，你完全可以在瞬间印象里，给他一个较高的定位：健谈爽朗，英气勃发。他的气质特别能写照他以前的身份：厅级干部，社会活动家。
他开门见山，对我说：
“我的人生的确失败了，但我不觉得我一无是处，尤其是在事业上，我不会鄙薄自己的功德。”他大口吞吐着香烟，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省里建成和在建的每一条高速公路、每一个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每一条内河航道、每一个机场、每一条城市地铁，数不过来的项目，几乎都是我亲自审批和跑北京协助审批的。我对它们的每一根钢筋每一寸混凝土，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跟它们有肌肤之亲的感觉，有深厚的感情，我热爱它们，它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希望您客观写我，我的生活我的道德任由评说，我的劳苦功高也不能因此抹杀啊，对吧？”
我点点头，向他承诺，一定不会违背事实。
他突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叹了一口气，声调明显有了一些苦涩：
“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多，帮我成了不少事，朋友杂，也坏了我不少事。”
<h2>1</h2>
我栽在这片土地上，但我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干部，在这里，我算是外来干部。
20多年前，我在国务院直属交通部机关上班，是一名年轻的副处长。性格的原因，我比较活泼，并不是很喜欢那些大的衙门，加上年轻，屁股有点坐不住。有一阵子国家鼓励大机关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级别低一点的算挂职，级别高的，就是交流培养了。所以，一般级别低的年轻人，不愿意下去，挂两年职，折腾到某个省某个市，像我这样，一去上千里，吃一番苦再回来，嗨，说不定上面人变了，你连上调一级的希望都黄了。我算另类吧，下来锻炼是我自愿的。我给部里打了报告，说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话，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前一样，心潮澎湃，急不可耐，所以大表决心，一定为地方父老乡亲做实事，为培养我的交通部机关争光。
就这张报告，把我送了几千里，送了大半生，现在，又送到这里来了。所以，人啊，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跟规划一条实体的公路不一样，这个没有图纸让你改来改去，一旦上路了，没那么容易来来回回地调整方向，甚至重修一条出来。修改工程自然容易，修改人生，难。
我的挂职，顺利也不顺利。我在这里当了两年副处长，挂职到期了，回部里一看，我所在的那个司局换领导了。新领导一见面，跟我寒暄了几句，就站起来送客，说小伙子在新疆好好干。我连忙说不是新疆，是南方哪里哪里，而且我挂职两年到期了，想回来。司长说，好啊，欢迎回来。就跟我握手告别。我感觉，想回来调一级，看来没那么容易。就继续回到省厅上班。我很感谢那时省厅里的几个小兄弟，特别是我挂职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年龄不小了，资格很老，但对我一直很热情很呵护，用足了兄长风范。他见我从北京回来后，情绪不高，也不提结束挂职回北京的事儿，就看穿其中的蹊跷了。
那个周末，他特意组织了一个饭局，喊了厅里一群年轻人，过来陪我喝酒吹老牛。饭局散了后，他说小子诶，你嫂子出差了，你反正一个人在这里，不如到我那里住一晚，我们聊聊。
那天晚上，我住在处长家，我们聊了几乎一个通宵。他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不想立即回北京，可以在这里等一等。他还透露，他快提拔了，只要他的事一成，立即会提议我来接他的处长位子。
这一夜，让我感受到了同事的友谊，有时真是金不换的。都说机关同事无朋友，在我这里，这个说法还真不成立。我为人还算不错吧，好人往往会遇到好人，这是冥冥之中的正能量主导的运气。当然，也是因为我是从北京上级机关过来挂职的，说到底跟他们不是直接竞争对手的关系，算半个客人吧，大家犯不着小肚鸡肠对我啊。所以，我跟他们处得都不错，有几个年龄相仿的，比如我们处长，关系很铁，不是一般的铁，铁到星期假日，我是可以随便跑到他们家改善伙食的。这一夜，也让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暂时不回去，在这里等个位子，起码解决个正处再回去也不迟。反正，年轻。
不久，我如愿当上了处长。原来的处长提拔了，成了副厅长，而且分管这个处。他是我的恩人，也是铁哥们儿，我在他的领导下，干活干得很痛快。那时，为了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连续讨论十几个小时，就着盒饭，不休息，直到项目的眉目清楚了，才撤。所以，他和我的办公室，都在写字台后面放了一张小床。厅里的同事都笑话我们，说是“同性恋”，合计着在厅里偷情呢。有一次，厅长在开会的时候，开玩笑说，这次这个项目，是你们两个没日没夜“偷情”的成果。后来，厅里就流行了一句话，叫“加班偷情”，就是在办公室搭小床加班干活的意思。
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也很有意思，就是车子里出差的拉杆箱从来没有卸下来过，因为三两天出差跑项目，索性就把出差的一套常用的家伙，一人一个拉杆箱放在他的专车里，方便我们随时出行。大多数时候，我们出差都是临时决定，随机出发，匆匆来去。他对我说，老弟，我把你留下来是留对了，你能干，肯干，而且是部里的人，上头熟悉，进得去门，说得了话，没你不行，你得多出力，多待几年，等省里的交通状况全面改善了，你再回你那敬爱的北京，OK？
我说，OK！
我们都尝到了“交情”的甜头。副厅长业余喜欢书法。我有一天对他说，老哥，帮我写个作品，挂到我办公室：四海之内皆兄弟。
他说，行，本来我是从来不送字给人挂的，那是真正的献丑，活献丑，但你这句话选得好，我要支持，所以，行。
“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幅字一直挂在我办公室，我提拔，调换办公室，都一直跟着我。我是把它当人生座右铭的。
那时，我站在那个位置上，通过特殊的人际关系构成，的确办成了许多实事。上面人头熟，“跑部”其实就是“回家”，信息灵通啊，说得上话呀。部里我的大小兄弟们，大大小小都有点权力了。他们体恤我在下面不容易，我们省里又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地区，应该支持。而这边分管领导又特别支持我，我放得开，没有什么顾忌，想得到就能干得到。
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不错的，提供的多是正能量吧。而且，也是围绕工作在交际。偶尔我想答谢他们什么的，也就是吃顿饭，喝个茶，在一起说几句好话，表达一些正当的友情。
我那个副厅长老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很开明，很豪放，也没有什么私心，率性热情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工作结成的友谊里。我的成长期受他的影响太大了，所谓上梁一正，下梁不歪，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状态。他挽留了我，培养了我，在我“单身”生活期间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无微不至照顾我。除了春节我回北京家里过，其他节日我基本上在他家过的。他们两口子一起下厨，我跟一个大孩子一样，跟他儿子在一旁看电视，打游戏。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想起来非常温馨。我现在越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这种温暖而干净的关系，会进入长久的记忆，会进入血液，会永恒。我觉得欠他的太多，无以回报，每次新年从北京回来，就带点北方的特产，红肠，干果，东北大米，给他们。他们乐呵呵地收下来。然后，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他们给我准备一大堆南方特产，让我带回去给老婆孩子。有一年孩子暑假，我老婆带着孩子来我这里度假，他和嫂子都说，别浪费钱住宾馆，我们房子还算宽敞，正好嫂子也寂寞，孩子缺玩伴，住我们家吧。就这样，两家人一起住了两个星期，嫂子陪我的家人，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一起唠。分别的时候，两个女人和两家的孩子，都眼泪汪汪的。现在想想，都叫人心里发酸。也就是这种感情，才有生命力，无法淡忘啊。我明白得有点晚啊。
所以，那时我干得爽，一爽好几年，爽了好多年啊，时间飞快就过去了。挂的那幅字都发黄了。我也几乎忘记回交通部这回事了。过了几年，老厅长退休，副厅长转正。他跟我说，老弟，想在这里发展，干脆就正式调过来吧。我心领神会，索性把关系转了过来。不久我就如愿接上他的位置，当上了副厅长。
<h2>2</h2>
我那时候，官不算很大，但我的名声不小。我是交通行业的名专家，而且我的名声不是单纯靠写文章、讲课吹出来的，我是靠干出来的。我是先有蜚声的业绩，然后才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等部委办的一些综合运输研究院所，上海、西安等地的交通大学，纷纷聘我担任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我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一些问题准确摆出来，然后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找到依据和现实解决办法。我记得有一次在沿海某省讲课，他们分管交通的副省长连续听了我两堂课，然后对我说，要是愿意来他们省工作，他马上找省委书记请示，请我过来担任交通厅长、发改委主任或者省政府协调管理这项工作的副秘书长。副省长还告诉我，他全面调研过我们省交通发展的情况，说我不只是能人了，简直是神人。如果他们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他这个副省长就能唱着“好日子”轻轻松松地当了。
我觉得他的话，没有夸张，这一点我用不着谦虚。从处长到副厅长任职期间，我主要负责公路、水路、铁路、民航的规划和利用外资工作。先不说方略，那精神，多少年过去了，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还历历在目。我记得我那大哥厅长，多少次跟我说，哎呀，刘欢的歌所唱的，我们得篡改一下，人生哪怕再豪迈，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也不能再干交通了。这样干交通，等于为别人打通无数的路，为自己造一条疲于奔命的路，一晃青春没了，路两边的野花，连看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就枯萎了。
这些自嘲的话，说一下算是宣泄掉了，但其中的苦，都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吃进去的。
我给你报一个“出勤单”和“成绩单”吧。我那些年频繁跑北京，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工作和对接项目，争取国家部委对我省交通项目的行政审批和资金投入。跑了多少趟呢？绝对不止两位数。把孩子带大，孩子考上大学后，我爱人也从北京调过来工作，解决了两地分居。有一阵她老后悔了，说早知道你这样不停跑北京，我还要调到这里干什么呀，你在北京的时间，都不少于在这里了。再说成绩单。记得刚到这里时，中央拨给我们省里的交通项目的资金不到1亿元，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超过100亿元了，经我手争取到的项目资金，全部总量突破了1000亿元。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这么多资金进来，地方基础建设改观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还有一块工作，就是交通利用外资工作，这个跟争取国家资金工作，在我这边齐头并进。可你知道，这个是最难的，我们这里山区多，交通利用率却不在全国第一方阵，跟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这些省份没法比，人家是交通建设成本低，利用率高，我们是反过来的，投资成本高，利用率不高，效益风险显然存在。但这项工作，在我们的努力下，依然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我们引进世界银行项目3个共3.3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项目4个共7.5亿美元，在全国交通行业中名列前茅，在西部地区名列第一。
有人事后诸葛亮，说我居功自傲，每每说起交通建设的成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把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把同事共同奋斗的成果，当成了个人功劳，认为自己包打天下，劳苦功高。说我这样的人，好大喜功，他们早就看出来了，必出事无疑。我很佩服那些出口就来一句“我早看出来谁谁谁要失败”“我早就看出来谁谁谁一定会成功”的小人，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虽然我今天失败了，但这类人生导师、事业评论家绝对是小人。不客气地讲，假如把我这样的人说成是国家蛀虫，那他们这种人只能算是蛆虫吧，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吃饭拉屎不干活，专门无事生非议论干活的人的一群，出来就剩一张嘴，其他都无用的混混。我从来没有把功劳揽到一个人身上。省委、省政府不支持，能让我这样跑？还有，我那个大哥不带着我干，我一个人当然干不了。我不是一把手啊，一把手支持你或者你自己是一把手，才能放手干啊。
2009年，我的厅长大哥退休了，他毫无悬念地推荐了我接替他。可我，却大有悬念地落选了。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微妙在哪里，我不想多说这个，反正，一辆正在加速的车，你不得不刹车，甚至多了一个导航，不断东西南北地告诉你，改道，掉头，这个，那个，说三道四，指东说西，我不适应。
我冷了下来，也许是别人给浇的凉水，也许是自己给自己浇的凉水，反正我工作的热情，当头冷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董的朋友出现了，他从北京赶过来，对我说，哥们儿，别泄气了，人生道路，从来没有平坦的，其实你这是回归官场常态了啊——工作，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拼命，官场嘛，真理来了半睁眼，工作来了慢慢干，升官就烧三把火，不升，呵呵，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三朋四友喝小酒，自得其乐也好过。哈哈，这话讲的，要是早几年，我抽他丫一大嘴巴。可那时，我听了真舒服。然后，在他的安排下，我第一次假借工作调研的名义，回北京跟我的三朋四友喝小酒去了。
那次，我在北京一待半个月都没有回省里来。我们天天晚上喝酒唱歌，上午睡懒觉，下午到高尔夫球场，学打球。董老板说我在高尔夫方面有天赋，上手很快。说实在的，不仅是上手很快，更是上瘾很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打得多不多。不会？哎呀，那我们在这个方面，还真没有共同语言，说了你不懂，即使懂，你也没有那种体会。有的人臆想，认为富豪打高尔夫，是因为球场绿草如茵，环境优美，空气新鲜，贪恋环境；还有的人歪想，说高尔夫球童，多是素衣长发的美少女，是猎艳来了；还有的人呆想，说打高尔夫的人都是为了交际，公关，寻求商机。这些说法，你说完全不存在，也不现实。再好的东西，弄到中国，总会附会一点“歪门邪道”，但这些不会多，也不会长久，因为这块土地上，不缺土包子，但土包子缺智慧，缺恒心，凡事搅和一阵，他就没趣地撤了。我不一样，我打高尔夫的时候，思绪像球一样，会不断弹跳，飞起来，落下去，沉入洞里，陷入深邃。我喜欢那样的情境，我的思维会特别活跃，而我的心，会特别舒缓，趋于平和。在球场上，我不想工作的乐趣，也不想事业的烦恼。我是一个纯粹的人。我是我。
我后来迷恋高尔夫，是付出了代价的。不少老板朋友帮我办会员卡，我出事时检察院从我办公室搜到13张会员卡，有北京的，深圳的，南京的，厦门的，杭州的，三亚的，新疆的，成都的，上海的，等等，他们说卡里的会费加起来有200多万元。这些卡我有的用过，用得比较多的也就是成都、上海和深圳观澜湖的，其他的，有的就用过一两次，有的从来没动过。我也不知道这些卡里面有多少钱。我完全不问这个，别人带我去打球，事后就问我，这球场怎么样，我说不错，他们就办一张卡，说大哥这个拿着，就是个打球凭证而已，这样不用我们每次陪着您，您自己也可以带朋友过来挥两杆子，方便。我就拿着了，往办公室抽屉里那么一摔，有的就忘了。
我清楚自己很聪明，而且精力充沛。要是干正事，能出大成绩；要是像后来的几年这样，干一些不着调的事，一样会干得很投入、很出“成绩”。后面三四年，我不光到处跟着朋友去打球，还参加了一些比赛，居然拿过不少业余段比赛的大奖。
后来我是把工作这件事“想通了”的。我没心思上班，一动就借故外出打球，当然不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所当然。即使放到古代，也没有哪个朝代允许官员这么干。我之所以觉得很正常，其实是心里闹别扭。我觉得我那样干，最后还是没有当上厅长，前任再推荐，业界名气再大，加班脱皮再多几层，都不行。既然如此，就让那些当厅长的人干呗。既然不能让多劳者多得，那就让多得者多劳吧。
人有时候处在一种自我认识的藩篱里，眼界、心胸一时都搁浅了。我光看到自己没能当厅长，就没有看到更多的处长，干活儿也不少，照样当不了副厅长，更多的干部当不上处长、副处长，位置就那么多，总归有分工不同啊。可当时我就是想不通，拼命地闹情绪，闹着闹着，自由散漫，任性放纵，就习以为常了。我整个人确实变了。
在许多事情上，我故意跟新厅长顶牛。比如，省里的一个重点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设备采购国际招标中，我故意随便意向了一个中标公司。厅长听取评审专家的意见后没有同意，我在会上立即发飙，公然和厅长拍桌子干。当时很多人以为我在那个指定公司里有利益，其实还真没有，后来纪委也查过这个公司，他们的老板我根本不认识。我只是觉得这家公司可能干不好，所以就故意推荐，给工程挖两个坑，让厅长吃不了兜着走。结果，厅长还真蛮负责任的，亲自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到工程现场的港口考察，到所有参招公司考察资质，在了解各方面意见后，否决了我的意见。
我不喜欢看到后来的厅长那种志满意得的样子，绝对不耐烦他对我指手画脚，一副领导的样子，慢慢地我甚至讨厌一切服从厅主要领导和其他领导的那些下属。
有的下属其实以前对我很好，也是我多年的“哥们儿”，但是，当我落选厅长之后，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勤奋工作，而且对新厅长的那种殷勤，一点不比对前任差，我心里就不爽了，从此不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朋友了。看到他们积极乐观的样子，我的心里往往就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所以就懒得参加单位的集体活动。单位党组中心组织集体学习，我几乎一律不参加；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不请假闪人，也是司空见惯了。我的桌子上常年积压着一大堆文件，我能不看就不看，实在要看，能不表态就不表态，能不批示，绝对不划拉一个字；实在需要签批的往来公文，我就故意拖延。对有审批时限要求的项目审批、资金申报等事项，则在经办业务处室多次催促之后才肯签发，但就是画个圈，签个名字，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签全了，就签个姓，签个日期，了事。我出事后，听办案人员讲，发现我办公桌上仍有积压未签批的四十几份文件，有的甚至是下属单位两年前作为急件送给我而始终未签批的文件。甚至对分管处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建议的文件，也被我压着不批。我的心态是，既然我都没有得到提拔，我的下属有什么资格邀功领赏当先进啊，没那好事。所以，我分管的下属单位，后来再也没有出过先进，没有提拔过干部。这些人，对我敢怒不敢言，背后也说过我不少坏话。
就我的这些所作所为，厅长找我谈过，我直接就说，我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等他们干得像我以前一样好，一样辛苦，升官不升官，我不能保证，推举个把先进，还是可以同意的嘛。结果，年底组织部就让一位分管机关干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提醒我注意。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更讨厌厅长和我的同事了，我觉得他们打了我的小报告，在组织部那里捣鼓人，太缺德了。
虽然我的工作朋友越来越少，但我不缺朋友。毕竟是副厅长，来巴结我的老板有的是。以前忙于工作，这些人来请我，我基本上不应酬他们。后来，他们的出现，正好中了我的意，填补了我一时的空虚。我的生活观，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想方设法工作，变成挖空心思“提升生活品质”，那些跟我一起享乐、为我安排“活动活动”的老板，成了我亲密的“四海兄弟”。
有了这些兄弟，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价值感”。
<h2>3</h2>
我的这些老板朋友，没有不知道我路子广、关系硬、能量大、讲义气的。他们天天围着我转，捧着我，为我安排东安排西，很有耐心。他们一般都不开口，都是处了半年以上，有过多次一起“活动”的经历，他们才开口求助。这类朋友太多了，这里不一一说了，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他们伺候我，我为他们，利用权力，开方便之门，突破规矩办事，然后他们给我好处。就这个套路嘛，领导干部，大都是这样栽的吧，我也不例外。
挑一个最重要的说说吧。
为什么说最重要，唉，法院认定我收了3000多万元，有2200万元就是这哥们儿送的。他姓黄，是省内一家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的老板，我为这家公司出过“大力”，帮过“大忙”。他们就不断送我“大礼”，直到，呵呵，直到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大概五六年前，我们交通厅与马来西亚的一家集团公司，签订了省内一条高速公路的BOT合同，由马来西亚的公司投资建设这条高速公路项目。马来西亚公司委派姓黄的过来筹备成立实施这个项目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并开展前期工作。马来西亚方面打听到我既分管这个项目，又神通广大，就让姓黄的来公关我。我就向黄先生推荐了我的哥们儿董某，担任这个公司的CEO。董某是在我失意的第一时间，从北京跑到这里来陪我的啊，我得报答人家。董某也很“懂事”，他后来专门在这里开了一家公司，说是方便服务我，当然我知道这是个说法而已，在我的地盘上赚钱才是真，但当时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人家为我服务也是真的啊。我就直白地告诉马来西亚方面的黄先生，董某完全能胜任，而且董某，是我信任的人，你们好好考察他一下，先弄定了人，然后咱们再谈事儿。
我在交通厅分管外资处和高速公路建设等工作。这个高速项目属于外资，在项目审批、核准等方面，都需要过我这一关。黄先生立即答应董某参与该项目的前期工作。董某会意，一个星期内就把自己的公司关门，过来负责高速公路公司的筹备处工作。下半年起，我应黄、董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们在省交通厅、发改委办理高速公路项目相关审批手续。我利用与交通部、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的工作关系，把上上下下的朋友和熟人统统调动起来，为这个项目服务。我连续多次带他们到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商务部等部委，办理该高速项目用地预审、水保、环评、核准等行政审批事项。在半年的时间内，高速项目先后取得水土保持方案、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用地预审等相关批复。第二年7月，国家发改委核准该高速项目。很快，商务部批准也正式设立该高速公路公司。
我跟你讲，你不干这一行，你不知道报批这样一个项目，有多么的烦琐。这可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繁杂的大手续工程。一般来说，同类项目审批完成，顺利的话也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出马了，效率就不一样了，在我亲力亲为联系协调下，这个项目只用了较短时间就通过审批。对于每天支付资金利息高达百万元的高速公路筹备公司来说，真正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两老小子，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在高速项目其他方面“一挥手一弹指”就能帮“大忙”的能量，更是让他们两人对我有求必应。
比如，该高速项目合同签订后，省交通厅要求外方投资主体马来西亚方面公司，在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增加一个连接线方案，我称为J-X连线，就是连接J地到X地的一个专用高速线，将J-X连线纳入整个高速项目同步建设。就此，黄先生向我提出，修建连接线会增加约5亿元的投资且没有收益，马来西亚公司不同意增加该连接线，请我帮助协调解决。我觉得这可是大事，要改变整体规划建设，也就是推翻厅里已经确定的方案。尽管如此，在拿到他们的一笔巨额好处费后，我还是答应帮忙。我召集交通厅外资处、规划计划处等相关处室负责人和黄、董等人开会，研究J-X连接线问题。这是一次开得艰难的会议，多数人建议按交通厅的决定，先将J-X连接线纳入该高速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我坚持必须剔除该连接线规划，并且威胁意见不同的会议代表，谁要是同意保留这条连接线，谁就负责到北京跑部委，报批项目，搞不下来，耽误了工作进展，要负全责。此言一出，他们全部闭嘴，我就拍板决定不将J-X连接线与高速项目捆绑建设。我抓住了他们的软肋。
这么多年，上面的路子，几乎都在我的手中，这是我的筹码，我认为没人可以取代。
有一天，黄和董又来找我，要我协调促成高速项目在路过的一个县增设一个互通。我明明知道这也不太妥当，支吾了两句这个有难处。董在当天夜里请我吃饭，送我回家时，提了整整500万元的现金，放在我的客厅里。第二天我就让老婆把钱存入银行私人账户，然后打电话答复，帮他们试试。结果，这一“试”，又“试”成了。
很多事，我觉得没有我，根本办不下来。我那时候的心态，现在想想已经相当的可怕。我认为，我在帮助这些朋友，帮他们发财，也回报他们对我的“关照”。这是朋友间有情有义的表现，也有助事业，算是在积功累德啊。因没有提拔，我的确闹了一阵子情绪，懒散不作为，但后来又开始“作为”，一改“故意拖延、压文不批”的毛病，许多事项批示不过夜，立马走流程，主动催着办，积极工作的感觉，总归比消极应付的感觉好啊。可是，我自己知道，这种改变的动力，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兄弟，他们让我四海之内，自由行，让我几年之内，路路发，对我的照顾相当的周到，对我的给予，也是相当慷慨啊。
最终，这些兄弟让我四海之内走投无路。
我的厅长老哥，曾经照顾我多年，我跟他一起奋斗，陪伴了我整个青春，并培养我到副厅级领导岗位，他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恩人。可他不幸在退休的第三年患病去世。我觉得他毁于太傻，是在位时积劳成疾，把一切献给了工作造成的。他去世时躺在那里，四肢瘦得如同几根枯竹，关节骨出来很高。那曾是一个多么生龙活虎的汉子啊。我在他的床头号啕大哭。但我当时没有为他感动，而是为他惋惜。我吸取的不是他的优秀，而是把他当成教训，下决心再也不能像他那样活！从此我走上了享乐主义的邪路。
现在想起我在大哥床头的哭，我又忍不住再哭，我痛哭我自己，痛恨我自己，我宁可像大哥那样死，也不要像现在这样活啊。
我手头关于他的案卷材料显示：公诉机关指控，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000多万元人民币，以及40多万元港币和34万美元，数额特别巨大。纵观他的贪腐过程，他“收人钱财，帮人办事”，看起来是“顺水推舟、成人之美”，实则是动用了手中的权力或者工作人脉，促成了请托人看来比登天还难的大事。在犯罪过程中，他认为，他只不过是从双赢的结果中获得了一点“感谢”。后来他对法院说，自己的犯罪行为没有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只是为请托人促成项目合作成功，促成外商、民企来省里投资建设，从中获取了一些请托人的好处。希望法院对他从宽处罚。省纪委认为，他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侵害了公权力的廉洁性，恶化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流毒甚远。法院裁定，其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跟我的言谈中，他反复表示自己已经“知罪、认罪、悔罪”。
尽管我在访谈一开始，就已经追问了他一个来自“人生问答”中的问题，但谈话结束后，我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追问念头，我特别想知道，如果当初他如愿当上厅长，他的那些所谓朋友兄弟，来找他办事，他办不办？事情办了，给他答谢好处，他要不要？难道职务的正副，就能直接导致人生的正负？
我把我的疑问一股脑儿说出来。他听完，一下子愣住了。后来他说，你这假设太厉害了，我头疼欲裂，现在真的无法回答你了，等几天，等几天，我会想明白然后告诉你的。就这样吧。
显然，人家对我下逐客令啦。
嗯嗯，那好吧。我说，谢谢你的配合。

第六部 暗裂
<h2>小引</h2>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总部位于欧洲大陆腹地的世界著名艺术品经纪集团戴维德斯将它的业务拓展到中国。戴维德斯视中国是其“最后一个野心”——中国是一个刚刚开放的艺术品藏品大国，民间宝藏不可限量；中国更是一个艺术品潜在的消费大国，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艺术交易市场。而中国对戴维德斯的意义非凡：中国是陶瓷大国，戴维德斯正在雄心勃勃地向瓷器艺术经纪业务深度拓展。戴维德斯的中国计划是，趁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缺钱、缺艺术长远眼光之机，派出强有力的艺术猎头队伍，进入中国，不惜血本收购民间藏宝。等到若干年后中国富裕了，且艺术市场苏醒，这批藏品可以通过国际拍卖和艺术品的“黑暗通道”高价“回流”，戴维德斯可以赚到数百倍甚至万倍的巨额利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十几年，戴维德斯的计划推行得非常顺利。最让总部惊喜的是，戴维德斯的亚太大区专家，在进入中国的第一年，就从山西和广东民间重金淘得两件惊世之宝: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书画花瓶和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珐琅彩瓷是清代专为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由于产量少，传世极少，故价值连城。古月轩始于清代康熙年间，是用珐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绘，经高温烧制而成。此器系为乾隆皇帝特别烧制的赏玩器，由宫中造办处御画匠亲绘。珐琅彩瓷大部是艺术精品，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不计工本。制作方法是先由景德镇官窑选用最好的原料制成素胎，烧好后送到清宫中的造办处，由宫廷画师精工绘画，再经彩烧而成。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瓶世上据知仅存四只，一只于60年代由天津博物馆从私人藏家手中购得馆藏，两只在瑞士和英国私人藏家手中。还有一只就是戴维德斯收到的这一只了！而杏林春燕图碗只发现过两只，全世界藏家皆知，另外一只，它在美国著名藏家巴巴瑞·霍顿手上。
201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育已经十分丰满，各种艺术拍卖会上，交易活跃，且真正的艺术珍品重金难求。抛出藏品、套回巨资的最佳时期到来了。戴维德斯一举发布了其两件御制宝瓷的资料，并决定于当年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会上亮相出售。因为有这两件惊世之宝，此届秋拍会的预展富豪云集，藏家接踵。然而，让人们喜忧参半的是，预展和拍卖会上只出现了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瓶，御制珐琅彩碗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不过，那只彩瓶没有让人们失望，在拍卖会上引起激烈角逐，最终以1.25亿元港币的价格拍出，一举成为秋拍明星。据说，此价格超过了当年收购价的9000倍！其明星效应又加剧了人们对另一只未能如期亮相宝贝的质疑。业界和新闻媒体纷纷指责戴维德斯和苏富比不守信用，玩姜太公钓鱼，只抛竿摆姿势，不放钓饵钓钩的故弄玄虚、吊人胃口的鬼把戏。
苏富比给出的解释是，戴维德斯对一口气拿出这两件珍品，大概有些后悔了，还是要留一只由其博物馆的“世界瓷器馆”永久收藏。这也是艺术商家的良心和操守表现啊，任何巨额利润都不能绑架人家对艺术极品的珍爱，艺术的最终归属一定是藏，而不是买卖！
好一个良心和操守说辞！
戴维德斯果真有苏富比所说的那么伟大吗？对近万倍巨额利润无动于衷、临阵撤拍？戴维德斯对其“伟大壮举”却一直沉默。其中的蹊跷，后来被意大利著名文化学者、艺术收藏家蒂诺先生揭开。他说，当戴维德斯看到全球大咖为了他们的珐琅彩瓶频频举牌的时候，他们喜悦的心其实有一半在滴血——为那只珐琅彩碗，那只更为珍稀、可以创造更高价格的宝贝，其实已经无法完美亮相。因为，它破裂了，对，它破、裂、了！
事情的真相是，20世纪80年代获得这只彩碗的时候，在碗的底缘有一条暗裂，这条暗裂肉眼几乎无法看出，随着搬运、摆弄、藏家的玩赏和岁月的侵蚀，暗裂终于变成开裂，最终导致破裂。其价格当然随之跳水，几乎失去拍卖价值了。
暗裂，隐藏在器物内部的裂纹，肉眼一般不易察觉。一件艺术品，如瓷器、玉器等，如果内藏暗裂，就很难经得起岁月的磨炼，终有一天会暴露，造成艺术破损，甚至导致艺术品的解体。
所以，戴维德斯用过亿损失和信用危机，给全球艺术藏家上了一堂艺术品的“警示教育课”:岁月驱使贵重的艺术珍品成为轻贱的艺术残次品，只需要一条微乎其微的内伤。
他，教授，博导，理工专业的材料工程学和人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双学科带头人，七个省级以上学会的兼职领导，名牌高校的副校长、党委书记，位居正厅，拥有多个显赫职位；“全国优秀教师”“省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等，拥有诸多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地方政府科学决策顾问，省政协委员，全国教育工作委员会研究会理事会成员，在学术界堪称“明星”，在教育界堪称大家，在省级政界堪称要人。如今，他是一个犯人，因为严重违纪，利用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工作中大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17年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多万元，成为一个全国教育界作为警示教育反面典型的案例主角。
过去，他在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讲，在国际论坛和全国诸多学术活动中做报告，他是知识界的精英，是学生的楷模。如今，关于他的违法犯罪的警示报告，被拍成警示片，刻成光盘，印成书籍，在教育系统的广大干部中巡回播放，在全国的干部队伍中发行。他是知识界的羞耻，是学者型官员中的败类。
他的形象交织正与邪，他的心灵含蓄着光与暗，他的人生兼并着功与罪，他的命运承载着成与败。在他执掌那所超过两万人规模的名牌大学的最后几年，知情者斥责他为“双面人”“伪君子”“变色龙”，更多的普通师生和群众却依然沿袭着对他一贯的印象，赞誉他“学德兼备，克勤克俭，清高正派”。
在陪同我去他服刑地的路上，该省办案人员介绍，他的案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纪委查办的第一个在任高校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也是为数甚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加高官落马案例。该案不仅在省高校的党员领导干部中震动大，甚至在全国高校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他全部的违纪和犯罪行为，竟然仅仅集中在案发前的三四年时间里。在此之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确是如更多知晓他的人所认为的，是一个大专家，好领导，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近乎完美的才俊。如果去掉他后面的这几年，他的人生完全可成为励志的教材。
“我像一台配置较高，价格不菲的宝马，快速行驶在阳光大道上。但是，我有内伤，里面某些零件，比如发动机核心有问题，没有及时维修保养，一直不停地沿着高速向前跑，最后跑偏了，翻车了。”
他见到我，情绪不高，眼睛里充满了不满。当我告诉他，我也曾在高校工作过几年，当年，还到他所在的学校参加过他们承办的一届全国高校董事会研讨会时，他的眼睛里才闪烁出亲切和一丝惊喜，这才滔滔不绝地向我说开来。
“要不是纪委及时查处我，真不知自己会滑到哪里，马力越大，跑偏越狠，那就不仅是翻车了，车毁人亡是分分钟的事。纪委也算是帮我踩了刹车，避免了伤亡最大化啊！所以，你来找我谈，我真的很欢迎，我愿做反面典型现身说法。现在，我在里面也在构思，我要写上一两本小说，好好写写自己的人生，这么大的起伏，是有一些通用型人格教训的。我是研究材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举汽车跑偏的例子，是科学，再从人文角度说我的教训，是几十年修成精英，几年全部爆损，可能路上的确有钉子，但精英的身心内藏暗伤，这才是致命的啊。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但人性是最复杂的，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复杂，重中之重，是要认识到自我的复杂，扬长避短，更要扬长补短。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
他还是比较坦率的，比较犀利的。他解剖自己的时候，也舍得用一些比较“狠”、比较准的词语。
办案人员告诉我，“从本性上来讲，他是一个书生，但财色令昏，权力使他一度迅速崩溃，实在令人痛惜。当初发现他的问题，开始外围调查，他得到一些风声后，耍了一段时间小聪明，搞了一些小动作，被双规后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责问我们，是不是要搞运动，又要拿知识分子开刀了。但后来经过教育，并找到他的出血点，对症下药，他的态度陡然转好，对自己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了，整个人好像脱胎换骨了。其实，这个人原先不错的，学校师生对他有不少好的评价。我们认为，他不过是痛定思痛，恢复了本性里的一部分良知。他在里面两年多来，用他的专业知识，帮我们剖析省里发生的许多腐败案子，甚至结合自身，以身说法，深入灵魂，帮我们查找涉案官员的‘病根’。而且，他在里面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做学问。办案点和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对他还是挺佩服的，大家依然喊他‘教授’，言语中多有一份尊重”。
“只是，这结局，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啦。”陪同我的省纪委办案人员，一说三叹。
而他自己，对我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时，单刀直入，这样开场：
“我将自己腐败犯罪的惨痛代价归纳为十三个一：事业上一直勤奋，人生上一直奋发，人格上一损俱坏，命理上一败俱败，情感上一时糊涂，政治上一撸到底，名誉上一文不值，地位上一落千丈，自由上一无所有，家庭上一塌糊涂，身体上一身病痛，良心上一生自责，总体上一败涂地。”
<h2>1</h2>
我盘点了一下，我的人生分水岭大概有三个。三个分水岭，其实就是三道灵魂裂痕。现在先从第三个分水岭说起。
2013年4月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召开校务会议。突然，校办的秘书推门进来找我，在我耳边悄悄说，省纪委来了几个同志，要见我，有工作谈。我心里咯噔一下，怦怦跳起来。但我还是故作镇静，有些不耐烦地说，怎么事先没有联系过，怕是私事吧。秘书说，不知道，最好还是见一下，看起来他们挺严肃的，不像是为私事而来。
我这个人，遇事不够冷静，站起来时，差点把椅子带倒。当时心里真是慌神了，直觉觉得不是好事。
省纪委来了三位同志，一见面，寒暄了两句，就拿出一份立案调查的决定文件，口头宣读了短短的两行字。被调查人是我的副手，学校的张副校长。文件说他涉嫌收受学校基建合作商的贿赂，省纪委需要把人带走调查。我知道，这其实就是对张副校长实施“双规”了。我松了一口气，毕竟不是冲着我来的啊。但我的心里还是很乱，因为这位张副校长是我的亲信，学校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对他用得很“重”，凡是有“实惠”的工作几乎都让他分管。他跟我的关系千丝万缕，总能纠结到一起的。我一看省纪委来执行任务的同志，为首的就是某处室的副主任，正处级干部，我有点来气了。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动到我的班子成员了，人家是副厅级干部，又是教授，也不是一般的干部，事先怎么不告知我们党委一声，以让我们有些准备，工作上来得及调整，同时也可以把调查工作配合得好一点啊，如果该同志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也好及时治病救人啊。
那位副主任很不客气地说，对不起，不存在您说的如果，希望配合，赶紧把人交给我们带走。
张副校长被从会议室喊出来，带走。我立即中止了会议，回到办公室在脑子里梳理了一番，决定做些补救工作。我自己开车，去了离学校较远的一家银行，上门预约要从存款里提出200万元现金。出了银行，我又给我的情人小于打电话，说要过来吃午饭。小于在电话里呵呵直笑，说你憋不住啦，中午就要过来！
我已经没有心思跟她调情了，挂了电话就往小于的住处猛开。在接近她的小区的弯道上，我的前轮啃了路牙子，把护泥板刮伤了。我下来看了一眼，连警和保险都懒得报，就继续上路，径直开到她住处的楼下。
小于是我2009年认识并发展成情人的。她是我们学校合作办学的民营二级学院的教务处工作人员。那时她刚参加工作，一个外地大学的毕业研究生，应聘到我的下属民营学院工作，租房子住。为了方便跟她约会，同时改善她的生活状况，更多的讨她高兴，我不顾走漏风声的风险，亲自出面找投资该学院的民营企业老板、该学院董事长汪某，要求学院为她解决住房。汪某心领神会，在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精装住房，家具家电都配齐了，让小于拎包入住。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安乐窝。
我来到小于的住处，见小于已经煮了一锅牛肉面，并洗漱一番在屋内等我。我对美人和美食全没了兴趣，直接把上午的事情说了一下，要求她尽快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把这套房子先还给汪老板。我叮嘱她，不管到哪一天，汪老板给你的一切待遇，都跟我无关，可以视为汪某对优秀员工的奖励，也可以视为他对你存在某种“意图”，民营企业家嘛，美人面前，哪个没有动过这样的歪心思！只是记住，千万别说我来过这里，跟你有任何关系。
小于一听就不高兴了，说这么慌张，什么意思啊，又不是你出事，姓张的难道跟你有什么瓜葛，你还会收副手的钱吗？
我说，当然跟我没关系。但是如果追责，就有关系，人是我到省里力主提拔的啊，也是我重用他，让他分管那些实惠岗位的啊，我用人失察啊。而且，我估计他收了你们汪老板的钱了，如果这样扯起来，扯到你这里来，如果暴露出我们有这种特殊关系，有些事情，就说不清性质了。
小于不甘心突然失去这一切，加上受惊害怕，就坐在沙发上抹眼泪。
张副校长超过两天48小时没有被放出来，我估计他的事铁定过不去了。我赶紧带着现金，在第三天的晚上找到汪老板。我回忆了一下，计算出几年里收受汪老板钱物的大致数目，出来之前，从银行取出的那些钱里拿出150万元，准备去退给他。
汪老板正在一个会所吃饭，接到我的电话就下楼见我。我把装着150万元现金的包塞进他的后备厢。他推了推，就收下了。然后，就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跟张副校长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往来，让我放心。最后他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您这也太……那个了，过敏，紧张的吧，即便本人跟张副校长之间有什么不正当交易，最多也是就事论事，自己兜着，怎么可能把其他人带进来呢！
我说，还是小心为好，再说，朋友之间，本就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哦，早就要还给你的，工作太忙，耽误了，希望谅解。
接下来的几天，我又分别找了几个人，退掉几笔过10万元的款子。我跟他们订立攻守同盟。他们无不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没有他们全家翻天覆地的好日子，一定会终身感恩，怎么会乱说呢，怎么会出卖“朋友”，恩将仇报呢，请书记一万个放心！
我听了他们的保证后，情绪渐渐平息了不少，心里也获得了不少慰藉。
张副校长进去好几个月，并无更多的事情发生。我通过在省委工作的一个学生侧面打听，得知案情可能锁定在姓张的本人身上，主要是他收了承建学校新楼的基建单位的钱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
因为把个人私藏的存款都取了出来，退还给别人，我身上几乎没有分文私房钱了。我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心理素质太差，一点风吹草动马上就稳不住了，搞那么多动作，反而惊动了好多人，暴露了自己心虚。这个时候，我又开始想念小于。于是又找她，让她租好一点的房子住。为了给她筹一笔房款，我豁出去了，居然回家跟妻子撒谎，让她取50万元存款出来，千万不要声张，这个钱是用来“活动关系，捞张副校长”的，张副校长身陷囹圄，他跟我虽是上下级，但情同手足，不能有难不帮啊。
我老婆，呵呵，还是挺善良的，也挺糊涂的。她什么也没说，就把钱取出来给了我。我这哪里是报手足情，是买孽情啊。我前脚从老婆手中拿到钱，后脚就找到小于，把钱给了她，还鱼水之欢了一个夜晚，把上次没吃的牛肉面也补回来了。想想，那时候的我，真的如一个卑劣小人，不知被哪根错乱的神经支配着，人生表现真是猥琐而又放纵，麻木而又破碎。
这两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直在盘点那几年的生活。说实话，如我刚才见面时跟你说的，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内容确实丰富，但也很糟糕，后半部，会很脏。
事实上，那些所谓的承诺，所谓的恩情和爱情，后来证实都是滑稽不堪的。几乎所有向我送好处的和我送好处给对方的，都在第一时间揭发了我。比如，其中我最亲密的几个人，第一个，姓汪的老板，他来找我投资办学，我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为报批各种手续，腿都跑断了，使得他的学院很快上马运营，每年赚数千万元，前面我一直没有收他的钱物，甚至饭都很少吃他的。直到他开始哗啦啦进账，我才拿了他一些好处。可是，这个人特奸深，把送人的每一笔哪怕只有几百块钱的账，都做了笔记，事发后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主动把账本拿出来，交给检察院。还有一个，我的情人小于，据说协助调查时，办案人员都不需要问第二句，跟我是什么关系，她就爽快地说，情人关系。还哭诉，说自己年幼无知，一个人在他乡生存发展很难，说我乘虚而入，并威胁她如果不从，这么好的工作是保不住的，等等。
小女人为了洗刷自己，把自己都快塑造成喜儿了。而姓汪的，现在看来，你看，证据收集得跟特工似的。这些老板，从来都没有把官员当真正的朋友。他们利用你的弱点获利，然后再揭发你的弱点，以换来自己的“坦白从宽”。他们从向你求助的第一刻起，就为你建起了腐败档案。而你，还在乐悠悠地为这个档案积累材料。
坐在一把有权力的椅子上，我们不自觉地就太自信了。我们若是掉以轻心，真的就成了被别人卖掉而不知道在哪里过年的傻子。呵呵。
这一年，就是我人生的第三个分水岭，我灵魂的裂痕完全张开，无法修补了，它让我的人生彻底瓦解、彻底破败了，成了一个残局。
<h2>2</h2>
那么，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内心深处，产生裂痕的呢？我这两年想得很多，很深。应该是从做第一件不耻之事开始的吧？
比如，2009年开始收下了别人送的第一笔钱。第一笔，就是那个汪老板给的，一下子就甩给我80万元。刚才我说了，在与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办学过程中，我为该科技职业学院董事长汪某提供了太多的帮助，但我一直拒收他的任何好处，甚至一顿饭都没有吃他的。有一次，他给我送了一盒新茶，我随手就扔在了办公室的角落，可几天后，在校园里遇到汪老板，他上来跟我打招呼，然后随口问我，说书记，那盒茶喝了没有？那是很好的茶，包装也忒考究，您一定不要送人，要亲自拆了喝，味道很特别。我想，一盒茶嘛，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回来一想，不对啊，这里面是不是有名堂啊。到办公室拆开一看，果然里面放着一条钻石项链。我当即重新包起来，找了个机会还给了他。
但事情办成了，那年一开学，汪某就从新生住宿费中直接提取了80万元送给我。我心里有数，他这项实业，只要开始运转，每年的利润进账都会过千万。我就跟他客气了两句，收下了。
噢，那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分水岭，是我灵魂第二次裂开吧，我灵魂里的丑恶终于调动出来，开始出头活动了。但请您相信我，这个裂痕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那一刻才长大的。40岁之前，我的言行可以说，天衣无缝，好男人，精英知识分子一个，表现比较优秀。当然，这也不代表我的灵魂十全十美，谁敢肯定自己的灵魂天衣无缝？人太复杂了，看不清别人，更看不清自己。不撞墙也不知道自己额头软啊。正是灵魂深处有硬伤，丑恶的种子才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隐藏的裂缝，在里面慢慢发育，长大，变质，恶化。等我有足够的力量，或者一个契机，它就跳出来了，借力借机，发挥它的恶了。
刚才我说了，我要写一本书，把自己灵魂的轨迹画出来。在这里，百无聊赖中，我经常逆着我的人生河流，到上游，到源头去寻找问题，去挖出这个种子。我弄清楚这个，至少对我自己，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它解决了我一个心理上的症结，给自己这个莫名其妙的跳水人生，一个合理的发展逻辑。
这些，虽然对我本人用途有限——我已经这样了，可以回去找问题，但人生回不去了——但弄清楚这个，对别人会有帮助，特别是我们体制里的那些年轻干部，那些像我当年那样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们，会不会灵魂有个伤口，有个裂缝，有个植入的丑陋小人胚胎蹲在深处，最好能看清楚。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洗洗澡，照照镜子，早查早知道，早发现早好。
要说好这个事，还是要从我的第一次人生分水岭、第一次灵魂开裂说起。
先允许我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
我17岁就考上了大学，然后一口气念完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参加工作的时候，我26岁，因为学历高，论文发表得多，第二年就直接弄了一个行政事业的正科级。提完正科级，我就得到一个机遇，被借调到团省委工作。
在团省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借调工作，说到底是客人，一定要低调，勤奋，把工作做漂亮。这个代表学校出来工作，事关学校的形象啊。就是在那里，我学到了团机关干部的一些作风，也染上了某些团干部的做派。比如，积极，上进，有活力，办事讲效率，不拖拉。善于举办各种活动，尽可能在一定范围扩大工作影响力。还有，练好嘴皮子，要练就出口成章，句句精彩的语言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政治抱负大，但为了抱负身子要放得低，把自己摆在服务生的姿态上，尤其在党委和政府领导面前，要善于做学生，藏起自己那些趾高气扬的书生意气。
由于工作出色，在那里借调工作几个月后，团省委就给我挂了一个学少部副部长的头衔，并选我当上了省学联主席。借调两年结束后，团省委的一位分管学联工作的副书记对我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机会，一个是留在团省委，留在学少部，团省委发个正式的任命文，你就是正规的机关副处长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回学校，我们也会对你有个交代，建议学校让你到校团委担任副书记什么的，这样也方便你继续跟我们团省委保持工作上的联系，也有利于学校这一块的工作嘛。
我表示感谢，然后说回去跟学校的书记请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回来给您答复。团省委的副书记说好，还表扬了我一通，说你政治上进步很快，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你的组织意识很强，个人属于组织里的一员，凡事有请示汇报的习惯，很好。
其实，我这是给自己留一个可以迂回的空间。
我在学术上有很好的前途，念到那么高的文凭，发表了那么多论文，难道就是为了出来当一名埋在杂事堆里的政工干部？我有点不甘心。我回到学校，找党委书记谈这事。我在表述的时候，玩了一点语言技巧。首先，我感谢书记给了我到上级团委锻炼的机会，两年里工作辛苦但水平提高很快，收获很大。然后我把团省委副书记对我工作安排的建议转述了一下，我在转述第二条意见里的推荐回校团委担任副书记时，故意把这句话里的副字漏掉，直接说他建议我回来当校团委书记什么的，说是便于学校团委跟团省委对接工作。书记就问我自己的想法。我说自己留恋学校，留恋学术氛围，还是不想丢掉专业。
我们那位老党委书记有高校领导的显著特点，就是爱才，喜欢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他一听我这话很高兴，就说，也好，你们年轻教师精力旺盛，做点团干工作，学问也不要撂下，是明智的选择。这件事就这样办成了，我回来当上了校团委书记，成了全校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年龄刚刚30岁啊。
为了消除我那个“副”字的后患——万一哪天校党委书记遇到那位团省委的副书记，聊起来这个事可能会出逻辑上的“纰漏”——我故意在书记找我任职谈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用重了的惶恐。我说，我也跟团省委副书记表达过自己的心态，太年轻了，经验不足，从团委副书记岗位干起就很好了。党委书记呵呵笑了，还拍打了两下我的肩，说压重担才能长大力，团的工作岗位，本来就不同于其他岗位，设那么多死台阶干什么，再说，这也是学校对落实上级团委意见的重视嘛。
我想想，心里还是不踏实。于是在任职报到的当天，又跑到团省委，找到那位副书记，汇报自己的事。副书记很高兴，说学校落实得好，很到位。我就说，我正是为这事来的呢，我觉得当个副书记就很好，校党委硬是要给我压担子，而且我们书记说您的意见，一定要重视，您是一位很少向基层团委推荐干部的人，虽然年轻但德高望重，不会看走眼。副书记哈哈大笑，说你当然能干好，我告诉你，你不要怕担子重挑不起，书记比副书记好干，一把手，好想法、好办法之间，没有周折，副手就不一样了，我支持学校的安排，你就甩开膀子干吧，干好了也算我们团省委培养干部有方啊。
就这样，我在仕途上巧取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你可能察觉到了，这里面埋下了一点隐患，为了前途，我不是真正选择学问之路，关键时刻也不是那种很人文情怀的做法，而是选择功利，选择了手段，玩弄了一些恶俗小聪明。这种方法一旦侥幸成功，必然在内心深处埋下种子。当然，这点种子，如果在不断优化的心灵土壤里，恐怕也就死掉了，发不出芽来。能成为一种羞耻的隐私，说不定会对自己的人生有好处，知耻乎而后勇，许多人年轻时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没有受到惩戒，但心里清楚，通过反省悔悟，不断激发内在正能量救赎自己，最后成为伟大的人。美国有1/3的总统年轻时都是坏小子，像林肯、奥巴马、小布什，还有肯尼迪这些人，年轻时有的学习成绩很差，调皮捣蛋，但后来都陷入懊悔、自责，最终奋发有为，不只成就伟大，品德也堪称楷模。有些事情，我也知道做得不好，做多了会遭报应。但是，我一方面小心翼翼，藏起这些隐私，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种“秘密武器”，这是中国文化胎里出来的，中国自古不以人品论英雄，而以成败论英雄，难道谁能有三头六臂，仅仅以品德高尚成就英雄地位吗？我们不都在动用着孔明的脑筋，表演着刘备的伪善，实施着曹操的手段，成就着自己的江山吗！
我那几年甚至跨学科做了一篇文章，对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做一个不同于众的古小说人物形象归类研究。我的论点是，四大名著里没有一个好人，有好人也是一些很烂的好人，比如武大郎、贾宝玉这样的，很<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4524AU.jpg"/>，还有孙猴子那样一身才艺却永远只能做奴隶的苦命汉。这就是我当时反思的结果。我觉得跟许多成功人士相比，我那点小伎俩，都摆不上台面，小得不易察觉，小得不值一提。
也正因为如此，我的这个阶段，还不是人生的第一分水岭，还不能看出灵魂有太大的口子。
应该说，我的整个中青年时代，虽然不反省自己，但很激励自己。我的工作是拼命的，我的学问是扎实的。我奋斗的弦绷得很紧，一刻也没有放松。这里面可以举无数例子。
我记得40岁前后的十来年内，是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数数倍扩大，教职工和学生人数破一万，再破两万，重点学科拿下一个又一个，新校舍和新校区规划、落成和投入使用，二级学院、民营学院崛起，等等，无一不是我的亲力亲为。我个人的事业也是飞速发展，从团委书记到二级学院院长到副校长，职务不断升迁。我当学院院长的时候，是全校最年轻的院长，我当副校长的时候，是全省最年轻的高校领导之一。在学术上，33岁的我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之后逐步展现出我的出色才华，36岁担任博导和国家级科研课题的领导小组成员。次年，我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全省材料科学领域甚至全国的中坚。同时，我还是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省级科研课题项目的评审专家。其间还到清华大学进修了管理，被组织部派到国外参加干部境外培训半年，到老家的县乡教育扶贫一年。我的状态就是一个陀螺，被抽打着快速旋转的陀螺。我得到了很多，仕途顺进，著作等身，荣誉满满。但是，我也付出了很多，比如儿子上学受到了耽误，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没有任何才华和特长。夫妻感情破裂，跟结发妻子离婚，然后匆匆忙忙找了一个只有大专学历的女人再婚，婚后发现两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前妻的父亲待我如亲生儿子，可是他得了肝癌，去世前我都未能照顾他一天，只是出差时绕道到前妻老家，送了5000元钱到老人床头。也就是从那件事起，我前妻对我失望透顶了，两个人的矛盾开始激化。我自己的父亲三次住院，我只得空去陪护过半天，未能尽到应有的孝心。
那么，我当时志满意得了吗？没有。
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在老家名气已经很大。不久省教育厅安排部分高校领导带队，为全省部分县区开展“教育扶贫”。我带了一个队，到我老家那个县的邻县蹲点。有一个周末，我回老家，老家县里的教育局长得知消息，就过来请我吃饭，而且告诉我，已经跟县里领导汇报了。我说不要打扰县里领导吧，我们教育上的自己人，吃个便饭交流一下工作就好。可局长说，那哪成啊，您是副厅级干部，相当于我们县上面的地级市的副市长啊，您来了，县长书记都要出面接待的。再说，您是家乡的杰出人才，大专家，您不肯见这些县老爷，他们会感觉没面子。我要是不告诉他们，不安排好这件事，还不得罪狠了这些县太爷啊。
他说得这么严重，我想想，也是啊，符合情理啊。于是我说，那就好吧。
结果，这顿饭吃得很有戏剧性，吃得我心理严重失衡。
县委书记听了教育局长的汇报，说正好有几个接待，要赶个场子。就委托县长来陪我吃饭。到了县长那里，县长说县委书记接待的那批客人很重要，是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市委组织部的领导陪同过来的，自己不便不参加。然后就委托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来陪我。副县长就对教育局长说，书记和县长很不好意思，为了弥补不敬，就吩咐把接待放在同一个饭店，到时候他们方便过来交错陪我。我觉得这也挺好，人家这么忙，还动这么大心思，想尽办法照顾到我，真是太热情太诚恳了。我就愉悦地赴宴了。
那晚，饭吃到一半，副县长就提着酒壶，说我先去给省市领导敬个酒，顺便帮书记、县长领个路，再过来陪我们的校长大教授。然后，他去了，这一去就是将近一个小时，都没有回来。我们就干坐在那里等他。所有的菜都上完了，都上餐后水果了，副县长才歪着身子，一个人进来了。他喝得满面红光，看来兴致不错，说领导们知道他酒量好，一定要拽着他，把省市领导陪尽兴了。
说话间，我们就发现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呼啦啦路过我们的包间外，走了。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一看，说正是领导们，马上跑出去。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回来了，说他们喝多了，书记和县长送省市领导去住的酒店了，一时回不来，让给校长打个招呼，失礼了，只能下次补偿。
当时的气氛有点尴尬。我有点不高兴，但想想，还是能理解。省市领导，人家的顶头上司，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容易来一趟小地方，地方官员们高度重视也是应该的。管组织的省领导，不要说是到一个小县里，即便是到我们省城的任意一所大学，学校领导一样也会倾巢出动。
我们就怏怏地结束了饭局。跟副县长告别后，我多了一句嘴，问教育局长，今天来的是不是省委常委、组织部某某部长啊。局长笑了，说，哪里啊，省委组织部市干部处的一位副处长，陪他过来的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两个副处级干部而已。
那一刻，我的心里的自傲自尊，我的价值之塔，简直是土崩瓦解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在省城混成一个名流，一个名牌大学的副校长，一个体制内的副厅级干部，竟然跑到老家，面子抵不上组织部门的副处级干部。
教育局长可能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好，连忙解释说，也是特殊情况，今天他们喝多了，本来都要来敬酒的，要不然也不会提议放到同一个饭店接待。他还说，其实基层都是这样的，如果是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来人，哪怕是科长，县领导都愿意出面。他们也没办法，为了地方发展，越来越务实，非常对不起，代表他们向您致歉，绝对不是有心，这车实在是撞得不好。
这件事还是在我们老家那一带传开了，而且越传越歪。最后的版本变成：书记县长请省里的副处长和市里的科长吃饭，顺便请回乡的大学校长、大学者吃饭，弄到一桌，省里的副处长被安排到书记右手的主宾位置，市里的科长被安排到书记左手副宾，大学校长被安排到第三嘉宾位置，坐在了县长身边。宴会开始后，书记、县长、副书记、常委、副县长竞相给副处长和科长敬酒，酒喝到第二瓶，还没有轮到给校长敬酒。校长不高兴，中途拂袖而去。
这些八卦传来传去，从家乡传到了省城，传到我的耳朵，更加走形，更加变态，让我颜面尽失。我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在家乡搞养殖，发了一点小财，据说可以经常请到县里的领导吃饭，居然发信息劝我，不要跟家乡领导把关系搞僵，没有面子，甚至波及同学圈，对大家都不好。
我的肺简直都气炸了。
这件事，才真正导致我的内心巨变，导致我的人生第一次分水岭。我自认为我顿悟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这就是世界之最的官本位文化，覆盖到每一个角落。虚名轻如鸿毛，知识不能增加你在人心目中的分量，有时候，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实力，想在社会上搬弄这个空架子，只能自取其辱。我这么多年的奋斗与功名，原来就是搭了一个巨大的空架子，经不起别人轻轻一推。我开始苦思冥想，我甚至后悔当初不该为了虚长一级，回到高校，应该留在团省委发展，留在省级机关从政。
从那件事情后，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后来的两年，我几乎都没有心思做任何学问，工作的重心，也开始向经营仕途倾斜，而不是在学校围墙内死干活儿。我才40多岁，已经拥有好几年副厅资历了，我希望通过“各种努力”，能尽快解决正厅，并把自己的屁股落到省级机关或者地方大市的领导岗位上。
我内心的伤口，迅速开裂，一个小人从灵魂里钻出，迅速茁壮。
但是，我的苦心经营，只成就了一半美梦：没有几年，我得到了正厅的位置，但没有出得去，还是落实在围墙内，走上了学校党委书记的岗位。
<h2>3</h2>
省委来学校宣布我任职时，我写了一个很长的对党、对学校效忠履职的书面报告，在全校干部大会上慷慨演讲。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内心的真诚与感恩，是打了折扣的。我已经看透了所谓正厅副厅，我在乎的是赋予这个位置的权力有多大，权力有多少。所以，在我任职书记的几年里，我变得非常老辣。我观察了几个月，进行了一场大的人事改革，以此名义干掉了一批卖老资格或者书生气太重的干部，换上一批对我逢迎的干将。然后我就开始布局各项事业。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情，能不干就不干；能为我带来名而无实利的事，放权给别人去干；能为我带来利的事，积极支持并参与干；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我举全校之力，真抓实干。由于干了不少实事，客观上学校也收益了，在我主持下发展态势良好，而我本人更是获得了很多实惠。
在这个利益大布局中，为了掩盖我的“蓝图”，我暗地里谋取实惠，明里开始设计和塑造自己的正大形象。每天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忙着“表演”这种形象。
我曾对青年学子这样谈自己的人生观，要“以哲学的姿态生活”，提出人生要做到“四然”，即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我告诉学生，“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很多问题想通了，人的一辈子就会很平静。我收集了古今中外很多成功人士淡泊有为的例子，左手教条，右手举案，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年轻学生在台下，经常听得热泪盈眶，给我的掌声如雷贯耳。由此，我在这群不谙世事，更不谙老江湖心机的年轻人中，赢得了很多的粉丝，成了他们的“人生导师”。我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把马列主义讲得十足接地气，当代大学生不怎么感兴趣的一个学科，在我这里，硬是被盘活了，每次选修我课程的学生都超过指标。有时候开大课，连楼道里都挤满了学生。我还是省里各种道德教育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我主编的道德教材进入到很多大中小学的课堂。
一个人越是哪里软腿，有时候越是在哪里硬嘴。什么意思？比如，天天喊实事求是的干部，往往都是些混世干部，一屁三谎，不干实事。比如，有些商人请你吃饭，口口声声说交朋友，不是有所图，只是喜欢交朋友，这类商人其实最唯利是图，你吃他一百块钱饭，他恨不得从你身上挣一万、十万的，一件事没办成，他就翻脸，恨不能把你吃下去的饭给抠出来。比如，有些女人，喜欢表白自己多么能抵制男人，面对频繁骚扰无不严词以拒，哼哼，这种女人，多是既虚荣又不检点的，她就是缺别人的频繁献媚，更不具备强大的抵御能力。说到我身上，因为我心里重名利，所以嘴上就整天挂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我背地里开始向不正当利益伸手，表面上在反腐倡廉方面抓得很紧。每次会议都大讲特讲廉政；每年都出台一两个文件，针对廉政建设，建章立制；跟每个利益岗位，比如基建办、联合办学办、招生办、后勤保障部、人事处、校办产业公司等等，每年都签订廉政责任书。我还在学校专门拿出地方开办了廉政教育室，每年新生开学都要参观，干部上岗必来观摩。其实，这些表面文章，也许能吓吓下属，制约一下他们的放纵，但对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作为一把手，我的任何决策，只要朝自己的小九九里歪一下，好处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上门了。
在执行组织纪律上，我自有一套“爪子”。为了体现我的清正廉明，我对班子其他成员要求还是比较严的，经常以班长的名义“敲打敲打”他们。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私人活动，不收他们一点好处，杜绝了人情往来。有一次，一位副校长出国访学回来，在免税店给我爱人带了一个古驰包包，里面还装了一些外国巧克力和点心。我象征性地从里面拿了一盒巧克力，其他全部还他。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很尴尬。这个副校长就在一次应酬时把这件事讲出去了，说我不近人情，很难相处。我表面上很不高兴，其实心里窃喜。这不正是我要的宣传效果嘛。你拿这个说事，不等于是我廉洁形象的义务宣传员啊！
程序，是我最喜欢的说辞。我多次在校党委班子会和干部大会上讲，“你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对了我也不会表扬你”。乍一听，我是个懂规矩、讲规矩的领导干部，其实这些都是我的“障眼法”。我是这么要求别人的，却不会或者不需要这么要求自己。
当然，在这里面得有一点技巧，实际上，我也并不是对班子里的每个人平均用力。后来在我之前出事的张副校长，我表面上对他也很严厉，暗地里其实是给他空间的。他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亲信，所有有实权的事，我需要通过他控制。一块肉递过来，尽管最终必须到我手里再分配，但是是别人去搬运的，你无法不让别人过手留油。张副校长就这样被我“惯”坏了。他的名声并不好，有他的自作自受，其实也有很多事是替我背锅的。所以，他一旦出事，我就有些慌，感觉省纪委在顺藤摸瓜。七八个人的一个班子，班长对谁偏心眼，对哪个特别关照，特别放权，怎么可能蒙得住其他人的眼睛呢，这里面怎么可能不存私心，不存利益交易呢！
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关心下属职工的生活。如果某个教职工家里遇到不幸之事或者生活难事，我都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一位老门卫得了癌症，我亲自把学校的慰问金送到病房，这件事成为教职工口传的佳话。我也经常跑到学生宿舍和食堂去，跟他们一起聊聊天，问问生活，吃吃学生餐，指点一下厨房里的咸淡酸辣。我还倡导学校成立了爱心基金会，每年开春带头捐款2000元给基金会，一直到我被“双规”，一年未落下过。
在单位里，我总是一副很清廉的样子，不穿名牌，装扮朴素。我在学校参与接待不多，吃吃喝喝的事，尽量让班子其他成员参加，他们也乐得。因为有大食堂的“饭卡”，所以我从来不在学校接待点多吃一顿饭，而是经常拿着饭卡，大摇大摆地进出校职工食堂，跟师生们打成一片。我出门一般不用专车，自己开车或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出入。有时候，我还故意在下班后，提着一个买菜的帆布袋，从学校迈着老腿，走到对面街道的农贸市场，去买点菜提着。次数多了，许多师生都看到了。有女生还把这件事写到作文里去，称我是“烛光里的教授，菜场里的爸爸”，文字煽情，十分感人。其实，我的白天跟夜晚完全不一样，在台上跟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在单位一套，在企业老板朋友面前一套。我像一个活动变形人，根据不同场合切换着自己的“形状”，变换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我切换得很麻利，很严密，不露声色，几无破绽。因此，当我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传出后，教职工都大吃一惊，认为是被别人诬告。有的人甚至提出到省委上访，还我“清白”。
事实上，自从我当上一把手，并收受了合作办学的汪老板的80万元第一笔贿赂，我的人生第二个分水岭完全形成，在我表演好领导、好男人的当儿，开始开足马力谋私利。说得难听点，我感觉几十年的奋斗，就是奔这些来的。我不是权力部门和地方领导，我的价值建立在什么之上，难道是写一大堆论文，忙几十年教学和管理，换一头粉笔灰和一张退休证？党委书记任上的几年，尤其是后两年，随着白天演技的日臻完美，黑夜我抓紧时间肆意妄为，征收权力的租子。
在大学新校区路网、综合实验大楼、新校区大楼、新体育馆等工程项目中，我为某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老板暗施帮助。之后，老板为表示感谢，先后9次送给我人民币80余万元和豪华沃尔沃越野车一部。这位老板还多次向我承诺，等新的两栋承建大楼竣工后，将“重重地报答”我。当他得知我多年忙于公务和学问，耽误了儿子的学习和前途，儿子只读了一个专科文凭就匆匆走上社会，瞎七瞎八混着，生活很不景气，老板竟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拍着胸脯说，将亲自带儿子，用三五年的时间，帮儿子成为身家千万的商业成功人士。后来，这个老板把儿子安插到他入股的一个公司，变相给儿子高报酬累计数百万元。
我常年绕过组织程序，习以为常地为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干部，提拔任用，调换岗位，评聘高职等等的个人问题，提供特殊通道，达到超越能力范围和政策限制的目的，然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感谢”。为了方便在人事上任性操控，我选用一个特别无能却对我俯首帖耳的干部，担任人事处长。此人不过是我的木偶和舆论挡箭牌。有一年，我要求人事处将某校财务处一位有问题，正被人举报的副处长调入我校财务处任副处长，把某市出问题的副市长的司机，调入校党政办工作，把某兄弟学校的一位被纪律处分的主任，调到我们学校任工会副主席，把某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情人，调到学校产业办打杂……这一切，我一般放在暑假进行，这样干脆连会议都不用开，只需让人事处负责人，跟班子其他成员，打打电话，说一下，就算会商过了。无须考察，直接办理，开学就到位上班，其他校领导均稀里糊涂。我这么讲义气讲效率，说到底就是每一个调动里，都有“好处”在驱动。
至于跟汪老板，我的牵扯就更多了。我帮他办成了民营合作学院，我认为他这个稳赚不赔的董事长，就是我给的，所以每年拿他几十万元辛苦费，是理所当然的。在与他的合作办学问题上，校纪委曾发现该院不仅不符合上级规定的合作办学条件，而且连学校的土地证等有关手续都是假的。对此，我却总以各种理由来帮助他们搪塞。纪委书记反复提醒我，这里面有问题，最好停一停，说多了，我就烦透他了。为了尽快成功签署合作协议，我干脆就找了一个机会，把校纪委书记支到省委党校，参加一个时间较长的培训学习去了。等他回来，不单手续早就办完，相关业务已经正常运转好一阵子了。
短短的几年间，我收受、索取数十名行贿人的财物共计几百万元，这些财物包括人民币、美元、澳大利亚元、股份、房产、轿车、购物消费卡券等。其中两次单笔受贿金额高达100万元。作为回报，我在工程建设、人事任用、考生招录等方面挖空心思，寻求突破，为他们大肆谋取利益，包括为没有建筑资质的工程队获得基建工程项目、帮助不符合条件的行贿人提拔、为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增补录取，等等。金钱加速了我的腐化堕落，腐化堕落又加重、加剧了我经济上的压力。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我的情人小于是我在帮助汪某筹备合作办学过程中认识的。汪某见我喜欢她，就故意在一次我出差海南的时候，派小于去找我签署一个“急件”。那时候我刚刚再婚，跟第二个妻子在一起时间不算长，应该说，还处在“来电”期。可是，我仍然没有控制得住自己的欲望，当天晚上就带着小于在三亚泡吧，然后喝得半醉，以醉酒的名义，胆大包天地把小于带进房间同宿。我在三亚三天的会议，肆无忌惮地把她藏在房间三天。会议结束后，又转移到另一家酒店，多滞留了两天，与小于共度了一段浪漫春宵。我们在松软的沙滩上散步，在夜空下的海水里嬉戏，在海鲜大排档享受美食。
小于年轻，娇艳，给了我从未有过的“蜜月”体验。我疯狂迷恋她，编织了一套美妙的说辞，套取她的芳心，也给自己找到了出轨的台阶。我告诉她，我这么多年的奋斗与成功，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问号，横在心里，无法跟人言说。我说，我常问自己，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匆匆而行，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却不知来路和去处。所以，不要看我今天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有三尺之台，海阔天空，其实，从来没能找到知己，无法确定归属。我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豁然开朗，你，就是我等到的缘分，就是我人生的指向，就是我生命的归属，就是我落定的江山。
这些话，文采飞扬。那时候说出来不觉得肉麻，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想想我这个孩子已长大成人的父亲，老婆已换了一个的老男人，一个整天坐主席台上慷慨陈词的高级干部、德育专家，竟然对着一个小自己二三十岁的小姑娘，极言献媚，用尽铅华。而且，为了维持住跟这个年轻肉体的关系，我从受贿发展到后来的索贿，全然不顾被索贿者的感受，不顾一点点一个万人大学一把手的尊严。
我的这些钱，大都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女人，也把一个本来出身贫寒、还算朴素的女孩，逐步侵蚀成一个欲望膨胀的物质女。后来，小于花钱的气势，连我自己都看呆了。几十件一万多元的衣服，买回来，穿一次发现不理想，立即淘汰，随手送给闺密。出国买名牌包包，论打，而不是论个买。有一次，我带她到杭州玩，逛商场的时候，她看中一套皮衣皮裤，反复试穿，觉得合身，时尚，得体，满意得不行。可是，结账的时候，她却突然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她是心疼钱，嫌贵吧，就安慰她说不要紧，贵一点没事，喜欢就行。可是，她还是放弃了。我心里一阵高兴，觉得女孩的朴素本性并没有丧失。吃饭的时候，我就劝她回头可以再去买回来，这套皮衣穿起来确实不错，我要你美给我看，钱不是问题，美才是最贵的。小于哈哈大笑，说，傻子，我告诉你吧，我不是嫌贵，我是嫌便宜，担心便宜没好货呢。我说，多少钱啊。她说，一开始我看多了一个零，才愿意试穿的，结账时发现是3000多，营业员还说，可以打九五折，我就傻了，不敢要了，三千多块钱的皮衣，能穿吗！亲爱的，你说我的决定是不是很明智。
我那几年在这个女孩身上花掉和送给她近600万元，最后专案组查到她时，只追回来80多万元。
有一句俗语说恶人装忠厚，是披着羊皮的狼。我这种人啊，最后几年成了披着君子皮囊的流氓。我坐上高位，最好的平台没有用在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上；最鼎盛的精力，没有用在事业正道上快马加鞭；甚至最好的词语，最后都用在赞美女人，滋养情色的歪门邪道上了。踏过人生的三道分水岭，我彻底改变了本色，丢掉了正派，陷入了无耻。我暗藏的虚荣、功利观，潜在的学而优则仕、仕而高则作威作福的青云梦，最终走到了尽头，彻底覆没。
一道内伤，可以潜伏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然而，它的爆裂，发生在我身上，不过就那么短短的几年。
不知为什么，跟他谈了半天话，听得还是比较累。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陪同我的省纪委案件审理室的一位参与办案的主任告诉我，就是他当时带着人，去学校双规张姓副校长的。那时自己是处长。“当时，他有过一瞬间的慌乱，但很快镇定了下来。”主任告诉我，“我立即预料到，张姓副校长跟他关系不一般，一个出事，另一个心里有震动，有恐惧。其实那时，我们除了知道张姓副校长是他的亲信，其他牵涉他的线索，并未掌握。可他太慌，到处找人打听，甚至妄图通过‘上面’做做工作”。
主任还介绍说，他是名人，又是高官，有一种自命不凡的自负和麻木。他天真地认为，就那点事，根本不至于扳倒他，顶多弄个党纪处分，退了赃，继续回去上班。所以，纪委把他带走时，在被带走的路上，他还与我们谈笑风生。不仅如此，他还在接受办案人员谈话时，拿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派，抱定与组织对抗到底的“决心”，拒不配合。整整两个星期，他反复“强调”四点：
“1.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我光明正大，坦坦荡荡，没什么经济问题。
2.我比你们还要懂党纪国法，你们这样做事是错误的，你们要保证我的自由、申诉等合法权益。
3.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双学科专家，你们这样草率决定调查我，是不负责任的，要给我恢复名誉。
4.你们要尽快让我回去工作，几万教职工和学生在等着我，我回去时，你们要代表组织，在全校师生面前给我澄清事实。”
后来，纪委的同志，只好先向他爆了几件已经掌握了的“料”。看得出，他非常震惊。他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主动请求交代问题。从此，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对自己的认识，说得特别到位。
听了这番介绍，我提出来，能否再递一个纸条给他，请他书面回答我一个问题。纪委的同志说，当然可以，他现在对我们的工作很配合。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请如实谈一谈你在被双规后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认识。”
我人一回到江苏，就收到了此案的审理主任帮他快递过来的回答材料。
他的字娟秀中不乏硬朗。但字写得很小，整体感觉是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约束，形态上表现出了一种克制和内敛。都说字如其人，字映其态，我能从他的字，隐约看到他这个人，部分内在的情志，外在的处境。
他的书面陈述如下：
纪委开始调查我的时候，我既恐惧，又愤怒。我觉得自己为党和国家，为教育科研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把一个脱胎于高专的学校，发展成地方最重要的万人大学，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角落。怎么会为那么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对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一个著名学者，动手段呢！我想不通。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拒不承认错误，大闹情绪，跟调查组的同志拧着干。
为打消我的对抗和侥幸心理，办案组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育引导，给我讲政策讲法纪，要求我认识错误、交代问题；另一方面主动关心照顾我的生活，每天给我检查身体。我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
回顾这段时间自己的思想变化、灵魂洗礼、情感起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正是组织上温暖的怀抱、办案人员无私的关心，自己的心情能够得以平复，能够坦然地面对组织敞开心扉，忏悔自己错误的过去。自从进入省纪委办案点至今，我在思想认识上和认错态度上经过这样一些阶段：
刚到办案点初期，一开始思想情绪上一片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些麻木，心里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的？”自己还搞不清。其实在这个时候，自己最应该清楚过去做错了什么，然而，这个时候，自己头脑是不清醒的，这时候自己考虑的不是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而是组织上掌握、了解自己多少事情，这些事情说出来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十分害怕，也潜伏了不少怨气，觉得组织上不包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体谅我们开展工作的难处。特别担忧的是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数字大肯定问题重，一旦暴露了，将来会是什么出路等等。这些就是当时在思想上、头脑里反复盘算的问题。在这种心态下，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则必然是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去，即能不说则不说，不能讲的则不讲，因此自己的态度一直不能端正。
针对我的这些思想认识和对待问题的态度，办案人员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严肃批评及和风细雨式的耐心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我在震惊中思考，在思考中提高，在这一阶段，也就是我对是否向组织靠拢左右摇摆、徘徊不定的时候。办案人员摆事实、讲道理，拿出我认识的落马干部魏某某、沈某某以及安徽的王怀忠、江苏的王益民等，态度完全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来开导、教育我，使我慢慢打消思想顾虑，自觉地、积极地向组织靠拢。经过他们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这些问题只有依靠组织，以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实际行动向组织靠拢，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好这些问题，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自己开始转过思想认识上的弯子，开始慢慢地梳理自己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有过在良知初醒阶段对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转到震惊、恐惧的情况，而针对这些情况，办案组领导都有预测，并且都及时地做好了我的思想工作，使我安稳度过了认识波动的阶段。
通过组织上耐心的教育和细致的工作，我幡然醒悟，开始意识到，在自己犯错误的问题上，领导的话哪一句用在自己身上都是对的，组织对每个人都是负责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在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挽救自己的只有组织。
我还从组织的关心、关怀中看到了组织的大度。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上了解到我的自身情况和家庭状况后，各位领导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生病了为我请医送药，带我到医院做检查；春节前领导专门到我家中看望我家人，对我妻子说了不少我的好话，安排我与儿子通信，使我能够安心放心，集中精力在这里交代问题；办案组的同志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陪我吃年夜饭、看春晚。特别是中秋夜，还让我与儿子互通手机信息。这些都让我为之感动，使我在积极配合组织交代问题的过程中充满了正能量。
正是组织上源源不断地给了我这样的动力，使我有一种向组织敞开心扉、吐露心声，与旧我彻底决裂的决心和信心。尽管在这样一个半月左右的过程中，在我对问题的认识方面，在交代问题的态度方面还出现过一些反复，这些反复有的甚至还比较大，分析下来，小反复是一些认识问题的苗头，而大的反复则是这些苗头的集中爆发。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及时帮助了我，我也在第一时间认识了错误，并比较深刻地向组织做了检讨。这些情况的出现，既在组织的意料之中，又在组织的掌控之中，没有对我认识问题、交代问题带来太大的影响。另外，是今后朝着组织指引的方向前行中的重要教训、反面坐标。正是在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使自己对组织更加充分信任，主动积极向组织靠拢，让组织拉着自己走向光明大道的决心和勇气更加坚定，向组织交代了全部问题。
回顾这段时光，我触及了自己的灵魂，选择了走向光明的道路，彻底告别旧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经历这段时光，我的体会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唯一正确的选择和出路就是听组织的话，按“两规”要求，如实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走好后面的每一步。还有就是“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绝不是一句空话，我按照组织要求，交代全部问题后，更感受到组织怀抱的温暖。有了一种要反思自己的过去、要向组织忏悔、要向组织吐露心声的决心。
最后，我要结合我的职务，结合我的失控教训，跟全国高校的同行说几句话，也斗胆对组织进几句言。
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想想我在位最后的几年，确实是表面上朴素谦和，骨子里狂妄、霸道，且耍弄了不少自以为绝顶聪明的官场手段，为所欲为，在学校几乎一手遮天，没有人敢挑战我的权威。一个人在某个单位、某个地方任职，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还不警醒，而是我行我素，基本上就是走上悬崖，离坠落近在咫尺了。
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小社会，一旦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无人能制约，权力过于集中，以权谋私就变得非常方便，人性中的丑恶就会脱缰而出，纵横驰骋，无法无天。这就像一件瓷器，几乎很少有碰不坏的瓷器，磕磕绊绊中，一个人灵魂的瓷器总会有一些裂痕，这个时候需要把瓷器捆绑住，以便及时做内部的修复。如果得不到束缚，再继续甚至更加大幅度的磕磕绊绊中，瓷器一定会突然破碎，散落一地，像我这样，无法收拾。有些单位的一把手常常如赤裸的皇帝，自己认为穿着新装，一些不怀好意的身边人，也告诉你穿着新装。你会麻木自大，感到自己如同君主，万人之下，一呼万应，无所不能。等很多东西传递到上级组织那里，组织上下来视察，往往发现事态已经严重，连亡羊补牢都来不及了。害了自己，也害得整个学校的事业受到损伤。这样的事例在全国高校系统，多有发生，绝非我这一家。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迅猛发展，高校办学产业化，导致高校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了围墙，社会风气长驱直入，鱼目混珠，无法过滤。高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给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内部监督、上级监督、社会监督均存在缺位或弱化现象。这种情况下，高校领导的人性善恶，道德高低，自控强弱，都会直接映射到整个学校的管理效能中去。一个人与一个学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过度依赖高校领导办大学的情形，成为常态，特别危险。
如何监督制约高校一把手，让我们这样的人不再成为“爆裂的瓷器”？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是要紧抓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方面，要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对人、财、物权力集中的岗位，要进行职权梳理，切实找准岗位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等的监管，继续推行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三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再一方面，完善基建和修缮等工程监管制度，健全物资采购制度，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使用、财务管理。
最后要建议的是，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这类相对独立的单位，事业、经营兼具，情况特别复杂，其纪检监察机构，最好不要在单位党委内设，而是由上级纪委派驻，比较有威慑力和制约性。这种单位比党政机关更复杂，为什么机关采用纪检派驻制，我们这样的单位却内设呢？我觉得纪检体制建设的完善工作，还有空间。
想了很多。觉得仍未说到点子上。惭愧惭愧。

第七部 曾记否
说着说着，她泪如雨下。
在半年的时间里，她已经两次住院，咳嗽，发烧，无法不卧床治疗。
那天，为了在病房里单独接待我们，能够方便敞开谈话，她特意支开丈夫，让他“放假一天”。
她显得瘦弱，甚至有些病态的娇小。
在我过来的路上，陪同我的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的负责同志特意打印了一叠她的资料给我，还为我传了一段她的活动视频。其时，她是市委常委兼直属县县委书记在任，正参加县文化墙落成典礼活动。视频显示的她，面色红润，体态微胖，神情自信。她有一张宽宽扁扁的嘴，小方脸，生得大气的美。虽然50来岁了，并没有任何老态。讲话的时候，声音也特别好听，里面还夹带有一点点奶声奶气，亲切而自然。
听说，她在大市里有美女领导之称，而且位居“全市十大美女领导干部”第三。
“如果完全排相貌，她应该是第二。”
一路上，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也为了从生活侧面为我介绍被访问人的情况，市纪委的同志笑着对我“八卦”道，“因为排第一的是我们大市的一位女副书记，人家位子高，长得也好，当然没人敢抢首长的第一。至于第二名，那是一个真正的美女，市广电总台的一位女领导，人家本来就是美女主播出身，一般干部，相貌哪里能达到那个专业水平啊，排第二的应该是真正的貌美第一。第三就是她嘛，算个实际第二吧。至于副书记女士，在这个前十榜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哈，这是干部们茶余饭后的八卦”。
“她还有一个称号，全市第一贤妻，这个称号才是最牛的。”纪委的同志补充道，“这个称号里面有故事含量，她是成也贤妻，败也贤妻，她的故事值得写一写。”
带着这份印象，当我们来到市中医医院，看到眼前的她，简直无法对应。
今年4月份，她因严重违纪被撤职。这才过了半年，她整个人就像换了胎骨，抽了神气，枯了血肉。看来，她不算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女人。嬉笑风云变幻，从容人生沧桑，此境界在传说中多，在文艺作品中多，在现实生活中，有，但不是那么多吧。
“我这是，这是不适应一下子闲下来。”她在护工的扶持下，坐了起来，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冲我笑了一下，勉强，生涩里略有害羞。“干部中像我这样的工作狂不少，在位时顾不得生病，是的，不是说笑话，就是顾不得，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身体意识，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一旦退休，好容易心里适应了，这机器突然关了，受不了。当然，惭愧，惭愧，我不是正常退休，我是被处分，没脸跟人家正常退休的类比。但我的确没有因为心里落差什么的，导致身体崩溃。我这是，实话实说。”
从这个副省级城市的直属县县委书记，到没有级别的普通科员；从日理万机，到日日无公事，这两种落差，到底哪一种更伤人？对她来说，导致她生病的到底是哪一种原因，是身份落差，还是工作量落差？抑或两者兼备，那么是前者的原因多一点，还是后者？
为了让我们交流畅快一些，纪委的同志在关心地询问了她的病情和家庭生活之后，就先退出。病房里剩下我和她。我故意扯了一个看起来我与她经历有些相似的话题——我们大学读的都是师范院校，而且我们的母校，实力都排在全国师范大学的前几位。
她的讲述，因此从校园生活切入了。
<h2>1</h2>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很伤人的恋爱。
我的男朋友是山东人，物理专业的。他身高有一米八二，我们那个时代，全校一米八二以上的，找不出几个，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营养好，人群中一眼望过去，大多是人高马大的帅哥，审美都疲劳了。那个年代，高个儿实在太少，所以男朋友一米八二，那身板，很夺目。他身上的光环还很多。他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他在校篮球队当队长；他还兼任校演讲兴趣会的会长，参加大学生辩论赛，得过华东赛区的一等奖；中学时他还是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选手。这样一个男生，五星上将啊，高大英俊，学业出色，能说会道，不就是活生生的王子吗。追慕他的女生不少。
我那时学的是政教专业，文科，在校学生会当宣教部长，可能是近水楼台，喜欢他，有机会表白，就跟他谈起了恋爱。
他是个很奇怪的人，平时能说会道，可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却沉默寡言。只是一见面，只要没人在，就要做那种事，没完没了地做。那时候大学里明确禁止学生谈恋爱的，谈恋爱要被处分，发生性关系要开除。我们同在学生会，都是用“工作身份”掩盖了“恋人身份”，好滑稽，像那个麦家写的“潜伏”一样。偷情是很刺激的，他可能有些上瘾。每次下了晚自修，我们就到学生会以工作的名义约会，在学生会里磨蹭。等其他人都回宿舍休息了，我们就关门熄灯，在学生会的那间小办公室做那事。我每次都吓得要死，我实话说，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没感觉到这种事情的任何欢愉。有一次保安过来巡视，不知道是不是听到动静了，用手电从窗户往里照了又照，差点照着我们。所以后来我特别反感做这个事。可男朋友不依不饶，我抗不过他，每次都顺从了。因为，我的确欣赏他，喜欢他。
说起来真是无地自容，为他，我还打过一次胎，惨透了。
我那时很天真，觉得他喜欢你，才拼命要你，至少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吧。其实，很多男人真的不是看起来那样高大。他的内心是很自私、很无赖的。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他其实在山东是有女朋友的，中学同学，在济南上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女朋友过来接他，他露馅儿了，不得不向我摊牌。
我当时简直崩溃了，抽了那个看起来高大英俊的男人几个耳光。我说，你不用解释，你是演讲协会的，你肮脏的灵魂总能找到漂亮的语言外衣。我替你说，你一定是高中就搞上你那女朋友了，是吧，你习惯了夫妻生活，远水解不了生理近渴，就拉上我替补。她为你打几次胎了是吧，我估计是，像你这种畜生劲头，我都打胎一次了，估计她没个五次，也有个两三次了吧。量多质变，她跟你青梅竹马，我跟你是第三者插足，是吧？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到时候了，你该回家了是吧！
你猜那浑蛋怎么说。他说，小林，你什么都看得穿，我不想申辩了，至少，当初不是我追的你，是吧。
这话真让人崩溃啊。我怎么会看中这样的人？我还能跟这浑蛋说什么呢。
我回到宿舍，躺下，三天没有起床，我生病发烧，流鼻涕流眼泪，一塌糊涂。
我现在的丈夫老袁，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老袁是学工艺美术的，是我们下两届的师弟，年龄比我小三岁。学生会宣教部搞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找他来画个海报，布置个场地什么的。他性格很温顺，很听话，外形也是配合着性格生的，高高瘦瘦的，看上去很有点清新君子气质。他父亲是我们大学机关里搞后勤工作的，一个小干部吧。所以，他也算是“教工子女”吧。
记得第一次我遇见他，是我大二的学期末，我们动员全校大学生报名参加一个暑期健康教育巡回演讲活动，找一个同学设计海报，他来了。他一见面就喊我林部长，我说袁同学，你别那么喊，别扭死了。他立即改口，说林姐，什么什么的。我说更别扭了，什么姐姐弟弟的。他就窘在那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就调侃他说，傻孩子，喊名字吧。他说，噢，好的。于是就喊林姐，什么什么的。我被他弄得又好气又好笑，说你这傻孩子，还真笨，真犟。一直到现在，老袁他还是喊我林姐呢，你说，这人好笑不好笑啊。
失恋的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自暴自弃，什么都不想做，每天睡懒觉，看电视，在小城闲逛。临开学了，学校团委布置的“大学生暑期实践调查报告”作业，一天都没有出去实施过，一个大字也没有写。这天，老袁突然跑到我们老家的小县城来了，坐了长途汽车，再坐了一个小摩的，找到我家的小区，满头大汗，脸晒得通红，一件超大的晃荡晃荡的老头衫，湿透了。他跑过来就是要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听他爹说，学校在下一届，省委组织部要来选调学生，直接派到基层担任干部，有好几个名额分配到我们学校，而林姐你，是候选人呢，这是前途大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这个，丁先生您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吗，应该懂的，就是所谓的“调干生”。有些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在乎这个，但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为争这个，恨不得动手。那时候大部分人不愿意做教师，教师地位不高，收入一般，能从师范里挣脱出来，觉得很幸运，何况还是去当干部呢。您记得那时候有个小说叫《新星》吗？柯云路写的，后来拍成电视剧，热得不得了。里面写到一个乡镇领导，把一个小学女教师调到供销社当营业员，然后居功自傲地说，我把你提拔到供销社当营业员，教师变营业员，用“提拔”这个词，脱口而出，没有人觉得奇怪。可见，教师在80年代，虽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臭老九”地位，但依然是没地位的。我到学生会宣教部干部长，搭进去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当然是喜欢宣教工作，但私下里，也是有这么一份跳槽念想的，如果遇到调干机会，宣教部长当然会是一个很好的竞争筹码。我后来如愿以偿，成为调干生，宣教部里的这个身份，当然起作用了，但决胜的因素，还是我的那篇调查报告得奖了，省委组织部负责考干的领导，读了材料中的这篇报告，当场就为我加分，说这个孩子有才，有见识，适合去基层当干部。
我想，要不是老袁来提醒我，我的暑假实践调研报告就不会认真搞。不光这个，连宣教部长这个职务，我都打算一开学就辞掉。学生会是我的伤心地，初恋失败破碎了我的心，甚至我全部的理想，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不想在这个小官场里面瞎混了，准备回到书本，多读点书，准备毕业回老家当个中学政治教师。真是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失去这次调干机会。因为距离开学时间，只剩下最后三四天，我想都没有想过调查的选题。老袁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提醒一句，说，一定要把这篇报告写好。
老袁傻乎乎地在我家住了三天。第一天我到菜市场买菜，他陪着我，说没想到你们小县城菜市场这么繁荣，规模好大。我说你别瞧不起我们这里，告诉你，不要说县城，下面乡镇的农贸市场，都比你们省城街道的那个菜场，热闹多了。他说，我还以为农村里自给自足，根本没有菜市场呢。我说，那是过去，90年代没几天就到了，时代不同了，不一样了。哎呀，他说，这个反映了农村的巨变，说不定会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甚至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都要受到影响，简直是一次生活革命，产业革命。
我眼睛一亮，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调查报告选题吗。
剩下来的三天，我们骑车转了四五个乡镇农贸市场，又到县乡农业局等地方要来一些数据资料，开学前赶出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在学校得了一个一等奖，送到全省评比，又得了一个全省大学生暑期调查报告评选一等奖。
我父母亲非常喜欢老袁，一点也没有反感一个男生，莫名其妙地突然跑进家里住三天。他们问我老袁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说，怎么可能，大学生不许谈恋爱，而且，他比我小三岁呢，在我眼中就是个小弟弟而已。我妈妈就说，女大三，抱金砖，年龄差距没问题啊。我说，你们尽瞎想，尽瞎说。
大学最后一年，我收获了调干目标的实现，也收获了一份缘分，就是老袁。
老袁的父母很开明，人也善良，一点也没有在乎我们的年龄差距。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几乎都是在他家蹭饭的。他们的房子离学校很近，大概只有十几分钟的步行路程。毕业的时候，我胖了好多，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我在饭桌上说出来了，我说，我太贪吃了，又胖又丑。结果他们全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胖点好，胖点好，看上去健康。我突然很感动，流下了眼泪。真的，特别奇怪，流得真多，像决堤似的。那晚的眼泪流完了，心里好像突然轻松了很多，有了欢欣感，有了幸福感，有了依托感。我知道，我从那个无赖前男友的感情伤害里，终于挣脱出来了。
<h2>2</h2>
虽然我取得了调干的名额，不用当教师了，但我并没有觉得占到太大便宜。
我被分回老家，连县城都没有能留下，而是去了最偏远的一个穷乡，当乡团委书记。这个团委书记一当就是7年。
乡政府的机关在小镇上，一个院子围着三厢平房而已。没有自来水，院子中央打着一口水井。到冬天的时候，水井台上全结冰了，我在那里摔了好几次跟头。最严重的一次把小胳膊摔骨折了，在乡医院和自己的小宿舍里躺了几天，才能爬起来上班。
老袁两年后毕业，分在省城的卫校当美术老师。他母亲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一到星期假日，他就忙着跑医院。偶尔老人身体稳定的时候，他赶紧就往我这里跑。从省城到我这个乡里，一路上要折腾好几次，先是坐长途汽车到我们的县城，然后转农村公交到我这里。但公交一天只有两班，不一定能赶上，所以得想办法打个摩的，坐个黑车什么的。后来老袁就在我县城的家里，放了一辆自行车，到县城后打摩的到我家，再骑上车过来。县城距离这里有30多公里，每次老袁骑过来，我感觉他都快累得断气了。我们乡里的书记不止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小林书记啊，最好这孩子把你抛弃了，大家都轻松，这样折腾，下基层锻炼的不是你这个干部，而是他这个毛脚女婿啊。
我把这个玩笑话，有一次故意跟老袁说了。我心里想，这样确实太苦了，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从乡里把干部做上去，在这里待一辈子的可能都不是没有。我想，如果老袁不是很坚持，就让他放弃算了。大不了，我的恋爱再失败一次罢了。我还跟老袁说，镇上税务所有个小伙子，无锡税务学校毕业的，长得挺精神，正在追我，我就跟他搭伙过日子算了。
老袁一听这话，什么都没说，就哭了。
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人也很实在，很善良。我不想考验他了。那天是我主动求的婚。我说，走吧，我们去县城领证，结婚去。他就破涕为笑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忙着登记，把手续办了。
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就在县城里请了两桌亲戚和几个好朋友，吃了个饭，让大家见证一下，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老袁是个纯洁的男孩，在跟我之前，跟其他女孩恐怕手都没有拉过，没有恋爱经历。而我，是有过一年男朋友的，为那个无赖还打过一次胎。在登记前，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把这些跟老袁坦白了，我觉得藏着掖着的感情，不会长久，要趁着这个时候，条件艰苦，人在两地，前途渺茫，生活困顿，干脆把所有不好的东西，统统倒出来，看他能不能承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老袁怎么回答我的，他说，这些事他都是知道的，学生会不少人都知道，背后谈论的不少，那年夏天就是怕我想不开，才跑到我家里来的。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一谈恋爱恰好就遇对了人。
所以，我觉得我的结婚，感情条件是成熟的，我们是幸福的。
婚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但都没有能怀上孩子。我觉得可能是打胎受伤了，怀不上。老袁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没有碰上受孕的机会。
这一年老袁的母亲去世了，我的母亲又生病住院了，我们简直焦头烂额。暑假里，老袁背着大包小包来了，像搬家似的。他跟我说，他辞职了。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难道要从省城搬到这里来当无业游民，做一个连级别都没有的女乡干的家庭妇男？他说，是的。但无业游民谈不上，自由职业也是职业。他的意思是，他会画画儿挣钱的，而且有同事为他在我们县城介绍了县文化馆的一个朋友，手上有不少画海报、做电影消息和展览宣传的美工零活儿，可以揽下来。这些收入贴进来，两个人可以过日子了。最主要的是，他说我的母亲需要照顾，不能分我的心我的精力，因为干部工作来不得半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如此这般，怎么说家里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人，就只能是他了。
那两年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后脊梁都是冒冷汗的。
乡里多给我一间宿舍，算是让我们看起来像有个“宽敞的家”了。因为手头没有余钱，不可能装修这两间平房，老袁就把其中一间用来生活的房子，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墙刷白，地上铺上那时候流行的塑料地板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温温馨馨的；另一间则清空，他用来做画室。他自己买了一些木材，买了一套木工家伙，砰砰砰地敲打了几天，做了一些简易的画架和画台，买了一些画画的工具，然后就在那里“工作”了。我那时候协助一个副乡长抓农业结构调整，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四村八庄，田头地里，没日没夜地在下面跑。他为了挣零钱，也是待在他那小屋，没日没夜地画海报、画展板什么的。除了夜里睡觉的时间，我们有时候一连几天，白天几乎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的电影电视里，我们这一代行将老去的人，纷纷在抒写青春，那些艰苦而光荣的岁月。用的词，多是“激情燃烧”“浪漫岁月”之类。我觉得那个符合革命岁月，符合你们这些作家诗人的想象。艰苦青春终究是苦涩的，未必激情，未必浪漫，却一定有一股力量，有一股志气，有一股奔向远大未来的劲头，对吧，这个很宝贵啊。
人只要有理想，有预设的美好未来，什么都能挺过去。我记得那时候在一本书上读到俄国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生活若是没有理想的鼓舞，那他就会变得空虚而又渺小。我把这句话写在每一本新启用的工作笔记本上。我们那时候，相信未来。
有一天夜里，我被冻醒了，发现老袁不在身边，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连忙爬起来，端了一杯热水到隔壁，老袁果然在那里画展板。灯光微弱，室内像一个巨大的冰窟，一切都凝固了一般，他全神贯注，站在画板前，只有画笔在动，只有画板在发出咝咝寒鸣，噢，真的不可思议。前些年，有人议论说老袁游手好闲，我心里很气愤。老袁的苦，老袁的勤奋，老袁的责任心、爱心，可以甩大多数男人几亩地远，我心里清清楚楚。那两年，不知道老袁在那个水泥地上站了多少个日夜。我们年轻，没有经验，不懂得那样是多么伤身体，寒气从脚底上传，把他冻成了老寒腿。到了中年，他就开始吃年轻时种下的苦果了，40岁的时候，就差点瘫痪。后来，虽说没有瘫痪，但也是废腿两条，走路像拽着两条木棍，生生地往前拖着。他在椅子上坐的时间稍微一长，人就不容易站起来。一到刮风下雨天，或者季节交接期，就躺在床上哼哼，根本起不来。
那两年，我们双方的母亲先后去世，全是老袁在病房伺候和料理后事，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所谓前途。你知道，这是中国啊，年轻人被组织看中，怎能没有一份奉献青春的热情和感恩呢！这类年轻人是国家当作栋梁来培养的，家里人怎能不全力支持呢！
当事业的第一个七年结束时，我已经30岁了。第八年我终于被调到县妇联当副主任，我稍微可以喘口气了吧。可是我怀孕了，我女儿出生了。我们又一把屎一把尿地忙碌了两年。女儿开始上托班，我被调任团县委书记。37岁时，女儿刚上小学，我当上县委常委，不到一年又调到市里去干了三年局长，4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点资历的“老正处”了。所以，44岁上我角逐省管干部的副厅岗位时，有了很多优势，年轻，资历老，经历丰富，有基层磨炼的老茧，这些资本，很少有同僚具备。我如愿入选，成为市领导，并在第二年戴着市委常委的“帽子”，到另一个大县担任县委书记。
这个时候，女儿都初中毕业了，长大了，懂事了。而我在她整个学生时代，没有接送过她，没有陪她过过生日，没有出席过一次家长会。后来她高中毕业，我也没有参加她的成人典礼。到上海去上大学，我更是没有去送，没有去学校看过她一次。但女儿的这一切活动，亲人并没有缺位，可以说，几乎所有活动，家人场场都到，件件都做得很好。而这个家人，自始至终，都是他，我的老黄牛丈夫，老袁。
<h2>3</h2>
地方一把手不好当，权力太大，责任太重，面对的复杂局面太多。
一般说来，县委书记这种角色，刚上任的头一两年，首先是体会复杂，然后再一头扎进去梳理这些复杂。不久你会发现，越是小心翼翼，想精心处理好这些复杂头绪，越是陷入新的复杂。越是君子风度，人文情怀，越是被人架着、夹着，惹得矛盾重重。所以，县委书记当两年下来，大多数变得很强势，很果决，少数人很蛮横，很独裁。
你无法让别人理解，体恤，只能让别人去敬畏了。获取敬畏，是县委书记最好的定位。这方面，我比一般县委书记可能要来得更快一些，我毕竟还挂了一个市委常委的大红顶子，不光是县里绝对的一把手，还是市领导。这对工作的开展，大有助力，但也是个人后来变得任性的一个导因。
因为年纪大了，女儿上大学了，老袁腾出来的时间，几乎都在为我和两边两个老爹服务。大部分时间，他就跟着我在县里生活。老袁的名气渐渐出去了，大家都戏称他是“县婿爷”。他多年不工作，是典型的职业“家庭妇男”啊。我在县里当一把手，说实话，除了回家睡觉，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工作上，除了需要换洗衣服，此外的吃饭这些事情，也不用老袁照顾了。我看到他有些无聊，就跟他说，你身体不好，劳碌了这么多年，不要再为家里的琐事过多操心了，你应该学会自己放松，养好身体，养好心情。寂寞了就跟朋友打打牌下下棋喝点小酒，犒劳自己呗。
我觉得实在是对不起丈夫，想劝他学会享受一下人生，做一个正常的社会化的男人。没想到，这么一件看似很正常的夫妻关爱，最终导致了我多年的奋斗，功亏一篑。
自从走上真正的领导岗位，应该说是任职团县委书记开始吧，我就特别注意检点自己。我头脑算比较清醒的。奋斗的目的，不是要让自己成为年轻时不齿的那类人。想当年，我们那么艰苦，都乐观地挺过来了。人生不需要物质垫底，才会有真正的高度。
走上县委书记领导岗位之后，在这方面我也特别警惕。县里面毕竟贴近基层，中国的基层社会都很重视人情往来，这方面的事情，处理起来很麻烦。我刚来的时候，逢年过节，下属啊，社会上的朋友啊，一些企业主啊，纷纷过来“表示表示”，送点钱，送点卡，送点烟酒土产，我一律让秘书挡在楼外。如果我开了这个先例，坐在办公楼里收好处，那过年过节这栋楼还不成了送礼集市了！那么多常委，县长副县长，哪个领导没有收礼的机会呢。我开了这个口子，这边还不马上崩溃啊。听说好像就是你们江苏苏北有一个县吧，县委书记带头收礼，逢年过节接待收礼者，应接不暇，于是就在自己办公室对面装修了一个小会议室，作为等候区，专门用来接待上门来的“拜访者”。这书记一带头，县长也跟上，县里的大小头头儿纷纷效仿，最终导致这个县腐败成风，腐败得一塌糊涂，20多名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我觉得我这个线守得还是比较好的。我挡，不光是替自己挡，我挡，某种程度上是替全县领导干部挡。
有一年年底，我原先工作过的老家县里，有一个熟悉的企业家，给我送来20万元钱。他开着车在县委大楼院子外的马路边等我，给我打电话，说过来出差，我老父亲托他带来一些家乡杂粮做的饼子给我。我就出去接他，让司机把东西拿到车上，还请他进来，中午在县委食堂吃了一个便饭。等他离开，我突然想吃父亲送来的饼子，叫司机把袋子提到我办公室。结果，打开一看，有饼子，里面还有一个小袋子，里面装了20万元现金。我当即打电话给他，他不接。发信息给他，他回答说没有其他任何意思，家乡人的一点敬意。我说不行。马上让司机开车，带着我狂追了四十几公里，才追到他，把这笔钱退还给他了。
这个人本来是要到我工作的县投资的，他气得不行，立即中止了跟我们县开发区已经谈得八九不离十的投资项目。
因为我把关紧，那些到我这里送礼的人，很多打了退堂鼓。也有些是很有办法的，他们就“转战”到我的家里。老袁一个人在家，有的人就说，跟嫂子说过了，就是一点土特产，聊表敬意。老袁不清楚情况，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就让人家放下。等我春节在家休息，一看，坏了坏了，堆了那么多东西。还有几十个红包。过了春节，我和老袁分头一个一个地退，本来年假是休息一下的，结果倒成了忙退礼，累得直不起腰了。一般送红包的，会在信封上写个姓名，可有些礼品，人家根本不会有意留个款什么的，老袁也记不住，许多烟酒什么的，就没法退了，这样稀里糊涂就收了一些礼品。
我批评老袁，不允许他在家接待客人。我嘴上很硬，但心里还是很内疚的。因为老袁看到礼品里有各种牌子的酒，还特开心。他自从腿出了问题后，就爱上了喝点小酒，医生吩咐他适量饮酒，会利于舒筋活血，老袁觉得正常喝点小酒之后，关节确实舒服多了。也是因为这个，最后两三年，我在这方面的要求有些放松了，对特别好的朋友、同事，没有什么具体事情相求的，认为非目的的，人也可靠的，拿过来一点烟酒土产，也就收下了。这其实，也危险，不符合规矩，不符合党的要求。
大概是大前年吧，有一次老袁回来跟我说，他要工作了，有家景观设计公司要聘任他做设计总监。我说，你工作我当然开心，可是你懂这个吗，人家不会有什么企图吧。
老袁第一次，冲我不高兴了，说老婆大人，你当书记老公都不能工作了？这个是哪个朝代的规定？封建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难不成如今是一人当官，全家歇业等着饿死？
那一晚，我失眠了。我隐隐约约担心，这家公司会不会利用老袁，来达到什么超常的目的。但我实在是无力阻止老袁工作。这么多年了，他为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可如今老袁一把年纪了，除了一身病，出来连个正常身份都没有。说他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吊儿郎当的，大有人在。记得有一年县里承办了省里的一个大活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连续加班两个多月，夜以继日，顾不上家。活动圆满结束后，县里决定组织慰问家属，让四套班子吃个团圆饭。老袁自动跑到家庭妇女那一桌去。有些家属不认识他，以为他是两办的领导，就撵他到别的桌子上去，说大老爷们，往女人窝钻，去去去。
还有一次，有位亲戚的孩子结婚，这家亲戚特别势利，不光按职务按身份排桌次，还在婚礼开场的时候，逐一介绍主桌嘉宾，什么什么职务，什么什么身份，头衔一大堆，以在女方亲朋面前，显示自己家族势力大，能人多。老袁跟着我坐在主桌，不介绍肯定不行，介绍吧，没有什么身份，总不能实事求是，说是无职业者吧。估计我这市侩亲戚也是大伤脑筋的。他介绍老袁是：曾经著名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尊敬的林常委的丈夫袁先生。女方那边一听，笑声就响起来了。当时我们都很尴尬。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这样的夫妻是不正常的。一个人不能为了另一个人牺牲这么多。这种人生不正常。老袁太憨了。每当我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走在音乐澎湃的红地毯上，我都不由自主想起他的境况，想起他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想起他一瘸一拐的半百身影，我成功的自豪感马上淹没在对他的心疼中。我觉得他是委屈的，我们呕心沥血，共同奋斗换来的，不应该是如此参差不齐的风光。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推醒了老袁，答应他去那家公司上班。并再三叮嘱他，不要参与任何不符合规矩的经营活动。
老袁揉揉眼睛，从床上跳起来，满地找他的眼镜，戴上，然后欢快地奔向厨房，为我做早饭。我坐在床上，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我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担心，还是因为很多说不清楚的复杂情绪。总之，这件事导致了我们的今天。老袁快乐地上了两年班，受到人家贵客般的待遇，拿了不薄的薪水。而这家公司，没有悬念地取得了市民广场和文化墙的工程。
我被那家公司的竞争对手举报了。我没有受贿，老袁工作的公司也是通过合法竞标进入项目的，工程质量一流。但我再怎么撇清，也无法绕开权力运作环节里的一个徇私死角，因为我的爱人，他待在了那个死角里。
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一直挂着毛主席的诗词书法：“……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没有想到，我苦心驾驭的事业飞舟，我和老袁倾情打造的人生飞舟，没有翻在中流击水，却翻在了小小港湾。
现在，失去就失去吧，说不上有多少沉痛，但遗憾多多，教训深深。

第八部 曲终人散
访问他并不容易。他先是答应了，等接到省纪委电话，我飞到广州，刚下了飞机，监狱方面又传来消息，说他又反悔了，拒绝接受任何访谈。省纪委的同志安排我在羊城的宾馆住下，等待监狱方面做通他的思想工作，然后再过去。我在宾馆待了整整两天，终于接到通知，说他愿意见作家了。
我们赶紧驱车前往。
在狱警的陪同下，我穿过两道沉重的铁门，进入监狱的内院，到了监守区，上楼，在监狱方面专门安排的一间“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被媒体称为“江湖大佬”“国企巨贪”的访谈对象。
他矮，壮，黝黑，结实。虽说年近六旬，从犯人头的短发茬里，几乎看不到白发。囚服遮不住他身上流露的南方老男人的精干气质。
为了打破一见面的尴尬，我在来的路上仔细研究了他的家庭资料，以备寒暄。结果，我刚开口问他，最近家里还好吧，老婆的高血压降下来没有，他就不耐烦地向我竖起手掌，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说，对不起丁先生，我不得不打断你啦，你的时间应该很宝贵啦，我们不谈家事好吧，直奔主题啦。
接着，他一口气几乎是自言自语道，你要了解的是我的违法乱纪的无耻轨迹，我的心灵堕落史是吧，那我会坦诚交代。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从调查我到现在，都能背熟了。这回他们又跟我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了，说我是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犯罪中的典型，是个有价值的案例，哈，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给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重新活十辈子，个人能量都无法弥补过失，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做一点深度的剖析，把教训提供给现在在位的国企领导们。全国国有企业大大小小近20万个，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国企一把手有几十万，确实需要把血的教训告诉这些人。这个有价值，我懂，我当然配合。这些人需要重警示，我不是夸张，国企一把手权力太大了，有时候违纪不违纪，犯罪不犯罪，完全在他个人的一念之间，约束真的太少啦！所以，我想通了，我答应纪委，答应监狱政委提出来的要求，好好配合你的采访。其实，我是一个无期徒刑犯，我答应不答应，你们能拿我怎样？最严重就是改判死刑，哈，这正中下怀，生不如死的生活，可早点结束。但我答应了，因为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曾经的正厅级国家干部，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该有自知之明，我罪孽深重，应该寻求赎罪机会。所以，我今天答应见你，我会扒开我的皮囊，刨出我的心肺，晒出我的灵魂，揪出我的过去，让你看清楚，让你的读者看清楚，让全国人民看清楚啊。我个人那点形象，反正早就一塌糊涂了，你怎么写，也无所谓了。哈，就这点料，让暂时还没有进来的，呵呵，随时有可能进来的大几十万国企领导中的一些人，仔仔细细听清楚了。
他一口气说了好几分钟，说实在的，我竟然接不上他的话茬。他真的太聪明，太犀利和尖刻。他根本就不容我插嘴，单刀直入地说出我企图拐弯抹角表达的所有意图。
说完这番话，他说，“我先背诵一首歪诗，给你听听，我写的，人生悟道诗吧，能反映我的轨迹”。他向我要了一支烟，猛吸几口，说，“这样吧，我慢慢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可以发表。诗歌水平不见得有多高，就是个顺口溜吧，但内容有特殊意义。这首诗概括了我的后半生，从走上国企领导岗位，到现在这个状况。你回去可以慢慢消化，当然不是消化文采，我这水平，谈不上文采，是消化里面的道道儿，对你写我这篇文章，有用的”。
历尽沧桑展鹏鲲，
失却航标暮色昏；
国企做成家天下，
得道唤来鸡犬跟。
顺者任尔掌舵轮，
逆者整你难翻身。
金钱美色家常饭，
蛀虫布阵私家军。
辉煌已成昨日事，
功劳不是免罪证。
曲终人散晚景凉，
高墙坚壁度残生。
——狱中作《人生悟道诗》
诗歌背完，他的烟就吸完了。他长长、长长地吐出一大口烟，然后调整了一下坐姿，对我说，再给我一支烟吧。他又开始大口大口吞吐第二支烟。在烟雾缭绕中，他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h2>1</h2>
我是一个实干家，搞经营，我有的是办法。而且我肯卖命干活儿。当然，别人眼里，我胆子也大，很多事摆在面前，我烦不了，想干就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所以，我经手的事业，有很多业绩，甚至奇迹。我不吹牛，靠吹，省委能让一个吹牛的混混儿，担任正厅级领导，驾驭一个大几百亿资产的企业？至少，这个大几百亿，里面有我奋斗的一部分成果吧，我们的企业，在我领导的时间里，一直在保值增值，而且不是一般的增值。可以说，效益率之好，全省也找不出几家啦。
现在有个词，叫作“不作为”，说一些干部不想做事，怕惹事，明哲保身，混日子。其实，在我们的队伍中，不作为的干部从来都有，不是今天反腐力度加大才有的。许多人，你就是想叫他有所作为去，拿鞭子抽他，他也不作为，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能力作为，即使心有余力，而力，大大不足，这样的平庸之辈太多。还有很多人有能力作为，可是他自私，不肯为别人、为公家作为。像有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许多干部家里有工厂作坊，他上班的时候就混，因为他的精力，他的智慧，都用到自己的产业去了。我今天虽然是一个阶下囚，可我从来不是这种人，你可以去翻翻我的档案。20世纪90年代，我在部队的时候，就为部队做企业。我们有许多会做生意的战友，做着做着就离开部队，自己做生意去了，发了大财，我现在贪的这点钱，说起来吓人，大几千万，可这点钱，跟我那些战友的财产相比，跟我为国家创造的利润相比，真的就是一个零头，很小很小的零头。
我那时有多能干呢？这样说吧，在部队我的级别并不高，但比我级别高的军官，没有人敢小看我，因为他们的待遇里，有我不小的贡献。我因经营好立了功，不是一两次，是好几次。不在战争年代，军人能干出实事，也应该得军功章啊。
我有多牛，举个例子。有一次，大军区的首长来我们部队企业视察，见了我，“啪”给我敬了一个礼，现场，大家都呆了。我没有呆，我也“啪”一个还礼，大声宣誓:感谢首长勉励，请首长放心，一定发扬打硬仗的精神，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首长特开心，那天喝了好多酒。部队里是这样：首长跟你在一起喝酒，首长自己肯甩开来多喝，就是对你最大的奖赏。从地位上讲，首长跟我的距离，能绕着羊城几圈远，可首长面对面跟我干杯，不用说了，最高肯定，最大激励，无上荣誉。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转业到地方任职后，很快被省委组织部相中，派到这家省属的大型企业集团工作。刚去的时候，职务是党委委员、副总裁。送我去上任的省企业工委书记——那时候还没有成立省国资委，省委组织部的企业工委负责代管省属企业的干部人事工作——对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说，给你们送个能人来，你们好好发挥他的才干，一定能助力企业大发展。
这家企业最初是一家以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移交的企业为主体组建、发展起来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所以业务构成上名堂较多，有矿业、电子信息、酒店旅游、安装工程等多个板块；干部人事上就更复杂了，各路“军阀”整合在一起，外表是一个整体，内里是一盘散沙，大家一起工作，面合心不合，各把持着自己的一块领地，不让彼此插足。
我到任了之后，别人越是介绍我是“能人”，我越是无法渗透进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赋闲在那里，只能袖手旁观，干着急。集团一把手很无奈，当然，我认为他也夹带着一点私心——他自己也是部队出来的，把控着这个企业里部队业务那一块；我也是部队出来的，他怕我跟他分羹——于是他说，你要谅解啊，我的确也没有办法的，班子里这些人，还有那些个中层干部，他们就那点可怜境界，没有大局观，只想圈地、守故，要在这里做事，看来，你非得解放思想，开辟出新的业务板块才行啊，我们这里，欢迎英雄加盟，但英雄要用武之地，还得自己打拼呀。
我懂他的意思，就是他不会给我任何一个副总裁该有的权力，除非我能拓展出一块新权力空间。创业是很艰难的，一个人好容易爬到这个位置，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光杆司令，你说气人不气人吧。但我硬着头皮干起来了，干下去了，并且干出来了。我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开拓出地产开发、贸易、化工、职业服装制造等业务，有两块还做得相当大。
应该说，那几年虽然辛苦，但没有白干，组织上也没有让创业的人失望。不久，一把手到年纪了，退休，我顺利接班，成为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有了更高平台，自己能说了算，我在产业经营上更是得心应手。接手时企业每年只有几千万元盈利，这些盈利，有一半还是我创立的新业务获得的，到我接任一把手第三年，每年盈利就突破10个亿，而且呈现几何级数快速增长势头。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企业被评为省十大创新发展企业，十大效益优良企业。我也被评为全省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组委会给我的推荐理由中写道:“重视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狠抓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创新，他领导的企业，连续多年在全省直属企业集团中利润增长，名列前茅。”你听，这是念给全省，念给全国人民听的，可不是一个人自说自话出来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如愿成为这个几千人集团的一把手，算是功成名就，但我心里并没有那么痛快，因为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不光是才干、精力的付出，还有内心尊严付出太多，被同僚挤压的时间太长，被前任冷落排挤得太厉害，我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平衡。记得那些年，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反对。一把手不是帮助协调，朝着有利于协调成事的方向努力，而总是顺着反对者的意思，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然后推翻掉我的意见。很多反对动作，其实就是一把手本人在背后指使操作的；有的甚至不需要他指使，这点小伎俩的默契，在单位里混到处级干部、厅级干部的，谁不懂、谁不会两招呀。我在集团中势单力薄，多数苦心策划出来的项目，都被直接否定，有的甚至在策划过程中，就被他们粗暴中止，从而一路心血，不计成本地夭折了。我的内心蓄积了太多的怨气，我需要释放。
这种心态在日常中表现为，我太急于要“一把手”的感觉。总算成为真正的一把手了，却又发现有些事情，来得没那么容易，决策的通过，没那么便捷，做事没预想中的快。于是，一段时间，当上一把手后，脾气反而更急躁了，甚至经常暴躁不安。
其实，我躁得慌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后来者不能居上。我的权威一开始远不如我眼中的前任。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尊严，比当副职的时候，还要脆弱，地位比那个时候，还要动摇。前任退了，但他的势力还在，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大部分的核心部门负责人和大型子公司老总，都是前任或者某个老资格副总的人，他们表面顺从我这个“新主子”，内心并不服气。所以经常在执行我的命令时阳奉阴违，拖拉敷衍。
更让我不爽的是，省委组织部任命了一位老资格副总担任总经理，在集团形成了“两驾马车”，互相牵制。但我没有正确对待这种分权牵制，而是觉得组织存心制造障碍，让我不能完全施展手脚。为此，我甚至在组织部和国资委领导面前发过牢骚。尤其是遇到重大决策的讨论，班子的意见很难统一，我的权威总是受到挑战，这让我倍感羞耻。我觉得这简直是我人生史上的笑话，我怎么能被这帮平庸之辈，束缚住手脚呢。在头两年，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业务，专门盘弄人事。从理论上讲，面对如此大规模企业数百亿资产大几千职工，权重责任大，集权很累也很危险，我本该小心谨慎、认真把握，而我首要解决的是权力问题，是要达到我理想中的一把手的权威目标，我把它称为“五个一工程”，即：高声低声“一个声”、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
第一步，我采取了先发制人，找几个软柿子，狠狠捏一把。有一次，综合行政部经理，在总经理会上向我汇报交办的事情，没有准备书面材料，正好汇报的内容也不符合我的意图，我就故意很夸张地拍桌子，狠狠批评他作风漂浮，信口开河，甚至谩骂他是个混饭吃的，应该趁早收拾东西滚回家养老。还有一次，领导班子开一个务虚会，有位成员因为接待业务单位的客人，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事先其实他是向组织会议的战略部请过假的，说要晚一会儿到。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不容他解释，直接说：“你滚出去吧。”还有一次，我主持会议讨论三个议题，有一位在班子中排名最后的年轻副总，“不懂事”地对第一个议题，发表了不符合我意图的意见。我立即蛮横地打断他的话，指责他平时不学习，开会乱说，然后，在接下来的两个议题讨论中，每当最后轮到这位副总发言的时候，我就视他不存在，直接说，这个议题就讨论到这儿，看来没有不同意见，通过，现在讨论下一个。弄得那位年轻副总十分狼狈，我看他眼泪都快出来了。我的心里却十分痛快。我之所以这样粗鲁，也是预先设计过的，因为他们在班子中是老实的，资历浅的，年轻的，我就拿他们几个开刀，杀他们几个下马威，以此把我的威严抖出来，敲山震虎，杀鸡儆猴，警告班子其他成员，和公司里那些倚老卖老的家伙，别以为老虎不发威，牙钝不吃人。
我一向信奉“宁可得罪君子，而不得罪小人”，在工作的几十年，特别是有了一官半职之后，这个教条屡试不爽。我这一手，就是通过重击那些素质较高的同僚，来让我的小人对手“窥见”我的凶猛。一般说来，这些看起来素质高的人，多半读书多，有些书生气，内心很脆弱，面皮子很薄，跟人争斗的时候，心慈手软，得过且过，所以你得罪他，对你自己不会产生太严重后果，只是他自己心里非常受伤而已。反过来，你要是跟小人干，就不能轻易出拳，除非能确定一拳致命，让小人永远爬不起来。你跟他过手要注意，小人皮厚心黑，轻则会当场弄得你下不来台，狠的给你记一笔，不知什么时候暗中反咬你一口，让你死得很难看。
我知道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是个很不好的歪理，我也心软过，是不是不要这样做，后来想想，这些所谓的君子也是活该，吃这碗饭就得受得住这口气，谁叫你选择吃公家饭的，单位不就是个斗争窝嘛，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啊，还有，枪杆子里出政权啊，权是跟枪连在一起的，我不惹你，你躺着也一样有中枪的可能呢。在后来的几年，我继续运用此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我不怕人说我狠，这个比让人说<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4524I92.jpg"/>，要强一百倍。我在办公室挂上“厚德载物”，大会小会必讲做人要厚道，做事要实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却把“控制”作为权力王道。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教导“以德服人”，不过是有权有势者，用来忽悠老百姓的。国有企业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财、物集权独揽，一个一把手，只要别人怕你，不敢跟你唱反调，他自然就服你，还需要费尽那个心机，搬弄什么道德“软腿”呢！我多年来就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这么做的，很成功。当然，我最后也很失败。但我不这么做，最后也不一定不失败。现在在位的国企领导，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不需要调查，大多数一把手都是独揽大权，是他那块领地上的皇上。别人不敢说破，我现在是“死虾子”一只，就无所谓了，不担心谁派人来砍我。
怎么独裁，你要会弄，不能权还未揽到手，已经弄得满城风雨。所以你得注意，对上对下，搞好舆论，炮制说法。为了堵住那些说我独揽大权人的臭嘴，我在上任一把手的头两年里，颁布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人事管理、技术管理、行政管理、经营管理、财务资产管理，甚至党群纪检工作，都重新出台了详尽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有的还是我亲自起草制定或修订的。我把这些制度，广泛散布。对上反复报送，对内大张旗鼓宣教、张贴、印制成册，广泛发放。
我本人也把这些制度搞得烂熟，但并不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执行，而是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他人的“漏洞”。比如，讨论重大事项决策的时候，我会突然袭击，质问某一位妄图反对我意见的同僚，你知道某某规定里的第某某条怎么说的吧，回忆一下，对照一下，看看是我的意见对还是你的意见对？对方一般立马被问住，支支吾吾，便把他的废话咽回去啦。对于我来说，制定很多的制度是为了更好地管束别人。私下里，我自以为“吃透”了国有单位的实质，就是一把手的想法就是制度、就是决策，单位不同层级领导分管的事务必须按照一把手的意思办。否则，就不符合“规章制度”。
比如，关于集团的物资采购，我们有详细的《物资采购管理制度》《采购招标审批小组工作制度》等制度规范。事实上，采购不采购，采购谁家的，往往由我授意给采购部门，下边就必须执行，根本不可能按纸上所谓的制度执行。但如果是别的老总提出来的采购项目，我会授意计划部门制约立项，即便立项了，执行采购的时候，各种规定一哄而上，他们根本无法招架，直到习惯了按照我的意图执行为止。一开始，采购由各个采购单位执行，后来为了全控，我以集团强化高层管理的名义，在总部设置了一个采购部，安排班子中自己的心腹来管理采购部。这位心腹同时是管财务和审计的，这样整个花钱的流程，我可以通过他全控，其他领导根本连插针的缝都没有。很多采购项目，我只管两头，布置和结果。只要结果符合我布置的初衷，我就认为工作合格合规，无须考究过程是否按程序、守规矩、无猫腻。如果不符合我的意图，我就严控所有的环节，从中找碴儿，使得采购招标进程举步维艰。到了后期，只要不是我钦定的企业，跟我们合作我都会制造一点障碍。我被纪委立案调查后，自己才发现，当时的采购招标工作，只有宏观的管理规定，具体实施许多项目连合同登记台账都没有，也没有对合同统一编号，更没有统一的合同范本，随意性非常大。合同漏洞百出，有的没有签订日期，有的大小写金额不一致。个别合同约定金额与实际执行的金额，单笔竟相差3000万元以上，合同账面核对实际损失，这些年累计将近10个亿，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当时，有人在背后曾经“编排”我说，我在公司可谓是熊瞎子画个眼圈装瞎子，其实那是“钱圈儿”，不是眼圈儿；熊瞎子画了眼圈打立正，其实不为站得直，而是——一手遮天。
这些，都是出事之后听到的。
<h2>2</h2>
都这样了，我对自己的状态并未满意。许多事情做起来不方便啊，要大费周折，大动脑筋，甚至大动干戈。我一度都怀疑自己的驾驭能力，是不是太老了，力道不够。仔细想想，为什么财务、采购招标等业务让我称心满意，而其他许多事上，我的意见推行不畅？还是因为人的问题。有些人本来就不是我的人，有些人不够贴心，有些人鼠头鼠脑，遇事不敢担当，有些人过于呆瓜，不会为领导着想，不会顺势变通。以人为本，无人无本，人多本大，本大本事大。我把这个琢磨透了之后，就开始从干部人事问题入手。我要打造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江湖”。
任董事长后，我故意把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进行“扁平化”处理。方法之一，就是打造一种江湖气氛，比如称呼这种小事，就做了精心的设计：不是按正常上下级的工作关系，称同志，或者喊职务，而是彼此之间称兄道弟，这样既可以形成一个“团结紧密”的哥们儿集团，又可以给外人造成一个印象，我平易近人，且视同僚为兄弟姊妹。特别是当一个我讨厌的班子成员与一个普通的职工，比如一个内勤工，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我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兄弟长兄弟短地呼喊，这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效果，就是做领导的你不要得意，在我眼中你跟一个勤杂工没有什么区别；勤杂工呢，大为受用，觉得自己在大领导眼中，跟其他领导一样待遇，都是兄弟；旁观者一看，更是佩服，觉得我这个人没有领导架子，没有等级观念，位高的不怕，位低的不欺。在全集团，我只跟女人和一个人，不称兄道弟，这个人就是总经理。我这样做就是告诉世人，总经理要跟我平起平坐，我对他敬畏三分，咱们按原则相处，你喊我某董事长，我喊你某总，客客气气，规规矩矩。我们成不了兄弟啦，你们下面的人都给我看好了啊。
方法之二就是，我策划了一个“管理与业务精英百人方阵”，在各部门各下属单位，推举出一些管理和业务骨干，进行重点培养。这个团队既体现了集团的人才优势，发挥精英团队作用，同时，我让这些人有权作为职工代表，参与部门、子公司甚至总公司的决策，以体现民主，调动和利用公司中坚力量，实现普遍性的民主。这当然只是大家看得到的显性作用。潜在的作用是，我通过这个团队，参与到各级管理中去“搅浑水”，使下级单位无法抱团做小动作。这些人都是我上任后亲自选择的，集团里有人暗称他们是我的“一百单八将”，我对他们高看一眼，凡事可以直接跨层向我诉求。其实，就是让他们直接向我打“小报告”。百人精英团队健全之后，我不光赢得了民心，架空或者削弱，至少透明了部分不是我上任之后任命的大小领导。
基层的事情搞定后，我开始布局中层以上重要岗位的人事。首当其冲的是行政人事部总裁人选，是我在部队时办军企的小兄弟。他人不算聪明，但非常听话，没有主见，也没有太强原则性；而且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用”的缺点，就是贪图小恩小惠。这种人非常好驾驭，而且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不管什么过分的事，有了利益就有了胆子。说实话，一般人事安排，在我这里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考虑，到他那里只是利益考虑，而且是小利益考虑。公司其他领导要安排人，哪怕是分管单位的副职，甚至一个科级干部，我都让他卡掉，其他人有苦说不出，最多冲着他发火。省委组织部原则上要求各单位一把手管人事，要有一位班子成员协管，但班子成员里，我完全信任的人只有一个，而那位副总已经管得很多了，无法再给他权力加码，所以我干脆不设协管。这些年我倒没有直接通过安排人拿人家多少好处，但行政人事部那小子拿得不少。他是在我前面两个月被纪委调查的，这些年收的碎银子加起来竟然超过300万元！我当时听到通报，也大吃一惊。
其他像办公室、投资部、产业管理部、财务部、市场拓展部、地方管理部等等这些属于总经理管理的部门，我都通过一次“竞岗活动”，巧妙换掉前任时期的负责人。我有个搬弄干部的原则，就是谁特别效忠其他领导而不是我，我就设法换掉谁。实在换不掉的，我就为他们设置一个支部书记实岗，党政分开，安排一个心腹进去担任书记，对其进行牵制。如果仍然无效，我就授意公司纪检部门和审计部门，对他们某一个项目突然袭击，进行审计，然后抓住一个小辫子，让他自己败下阵去。
有一阵子，我跟总经理之间利益冲突严重，就是采取了突然审计的办法，抓住了公司开发的一栋商业楼盘的营销行为，进行了一场严苛的审计，一举扳倒了总经理和地产公司总经理等十几个重要人物。此事一举两得。一是总经理被省委处分并调走，他的一批亲信被我顺便铲除，二是为我的亲信腾出了一大批岗位。那一段时间，我把在我这边“排队”等位子的兄弟召集起来，连续喝了几天庆贺酒。在总经理失去发言权、人尚未调离的情况下，一口气调整了将近30个岗位人选，积累在我这里等位置的兄弟，一大半笑眯眯地上岗了。他们围着我，弹冠相庆，歌功颂德，我们一连喝了几个通宵。也不是我疯狂，那时候，喝酒这种事，管得还不算紧。
这些兄弟也不是没有给我惹麻烦，可以说是经常惹麻烦。但我当时有个观点，就是我不怕你惹麻烦，就怕你不惹麻烦。四平八稳、规规矩矩的人，做不了什么事，畏首畏尾，不会帮我挡子弹，怎么冲锋陷阵打江山？他们自保最重要。这类人往往性格懦弱，中庸保守，来了工作推给下面，来了问题上交领导，等于国家养了一群看上去像好人的废物，我最烦这种“好人”了。我为什么不怕下属惹事，反而怕下属不惹事？举个例子吧。吴强，我任命的集团二级企业物贸股份公司总经理，是我的“一线心腹”、爱徒和得力干将。他从基层单位一名普通的业务员，成长为业务主管、物贸公司办公室主任、集团拓展部副主任，直至物贸公司总经理，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我的“关照”。他在基层的时候，并不得意。他原先的领导是位小少妇，是集团总经理这条线上的人。这女人对吴强非常排斥。后来，吴强到国资委举报这位总经理和集团总经理之间存在不当利益关系和生活作风问题。国资委的领导找我说这件事，因为没有实据，要求我分头找女经理和举报人私下谈一下，稳妥处理好，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同时要做好保密。有一天上午，集团开经营工作会，我故意把吴强喊过来谈话，在楼道口大声训斥他不懂规矩，无依无据，败坏公司领导形象。很多人看到和听到我在愤怒地训斥吴强，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从话里猜出了“有料”，散会后到处打听。集团上下，很快谣言四起，关于总经理与女经理暧昧的绯闻，迅速传播开来。等过了这件事的高潮，我就开始起用吴强。他看起来在“惹麻烦”，其实是为我做贡献。我就要用这样的兄弟。慢慢地，这就在系统内形成一种微妙的“导向”，只要无利于我的对手的“麻烦”，不管对别人的伤害，对公司荣誉和利益的伤害有多大，不管多么没有节操，在受到我的“严厉批评”之后，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在这种权力框架下，集团里许多重要事情，逐渐都是由以我为核心的兄弟帮私下拍板决定，之后再拿到所谓的领导班子会上，认认真真地走程序。尤其在涉及人员调入、干部提拔方面，更是由兄弟们自己的“组织部”操纵。
我还琢磨出一套特殊的干部“加塞”法：就是批量的干部任免，一定趁着有上级组织推荐人过来，或者重要领导推荐人过来，再召开党委会。这样，召开党委会的时候，我再把这些特殊人员的背景关系在会上一一说明，再三强调“都是必须办的”。如果有党委委员胆敢质疑，我就说，好吧，这批人我们就放一放再说。事后，人事部门负责人会巧妙地把风放出去，让推荐人选的组织部门或领导，知道谁卡住他们的事了。其实，要想真正卡住是不可能的，过一阵子我会重新开会，再次讨论，一般就统统通过了。这种周折，只会增加我的威信和人脉，因为别人觉得我既讲民主，又具备最终达到目的的能力，而且帮人的时候，有办法，有诚心。而那个质疑我的班子成员，一般都是在班子里不听我话的，或者是愚拙之辈，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一批人，推荐人，被推荐人，全都会记他这一笔，他不但质疑无效，还会惹得越来越孤立。于是，每一次正常不正常的人员调动、干部提拔使用，都会变成了我个人平衡利害关系、笼络人心、卖人情、打造“小圈子”的绝好机会。
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我在集团内逐渐打造出一支强势的“私家军”，后来形成了个人力量“一面倒”，我的人占绝对优势，集团内部失去了制衡，我想不任性都不行了。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家国企的老总，比民营企业老板还要牛。喜欢我的人，说我驾驭能力强；恨我的人，说我把国有单位打造成个人帝国，严重挑衅党的组织原则。这真是一种血的教训，我悟过来时已经太晚。
当然，我任性，我栽培的人也任性。在他们眼里，这个企业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我，根本不存在领导集体这回事。而这些人惹的真正的、最严重的麻烦，最终还是由我兜底了。早在我连续调进了好几个老乡，担任重要部门和子公司老总时，就有人举报我，省委组织部和国资委干部处的同志，约我谈过这个问题，提醒我“举贤不避亲”应该有一个限度。但我打保票说这些人，我大都没有渊源关系，有才干就用，能把事情做起来是硬道理，再说，我的管理很严格，不管他来自哪里，哪怕是皇亲国戚，我也有严格的纪律和程序，完全约束得住，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我的这批老乡提拔后，占据了集团十几个重要岗位，有11个老乡后来出了问题，有的管理不力，有的徇私舞弊，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受到法律制裁。而我的案件的线索，也正是来源于这些人，和所在的单位不断出现的腐败案件，而他们进去之后，无一不“爽快”地供出了与我的利益瓜葛。
真是把我肠子都悔青了。唉，这是后话啦。
<h2>3</h2>
在我任上的最后三年，我的确攀到了权力的巅峰，个人精神状态，也是无比癫狂的。进到这里，我经常反思自己那时的生活，真的如一场吸毒之后的迷幻。如果是别人的事，说给我听，我自己也未必敢相信。
由于每天晚上，我几乎都有应酬，每天早上，我都睡到自然醒，才下楼上班。我从来不在家里吃早饭，上车之后，有先喝一瓶纯净水涮涮肠胃的习惯。驾驶员会把水早早放在后座位上。办公室主任每个星期会让司机搬一箱纯净水上车。而且我只喝“依云”一种品牌的水，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搬那些杂牌子水给我。我的车是一辆黑色奥迪A6，3.0排量，属于超标车，购买的时候后勤部门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从资产账面和车子外形上，都无法看出来。车子里面全部做了真皮装潢。我喜欢听音乐，驾驶员便到汽修厂，把汽车原装音响扒掉，换上了最高档的新型BOSS。这辆车是我平时在城里的座驾。另外，因集团有矿厂业务，单位以领导经常要到工作一线为名义，配备了一些工作用车，专门为我配了一辆奔驰商务车，一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留着我出差或搞私人活动时用。
每天，我进入大楼，所过之处，保安都会向我立正敬礼。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待遇。一开始，保安按照行规，对集团所有领导都敬礼，后来遭到保安部负责人的训斥，就改为向我一个人敬礼。
我的办公室几乎占了半边楼层，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之后，我们为了规避检查风险，就把这间超大办公室，分隔成里外三间。我在最里面办公，最外面是接待室，中间是小会议室，说是公用，其实绝对是我的私人空间。而且改造过之后，面积没有缩减，私密性和豪华程度更强了。会议室和接待室吧台咖啡机冰箱一应俱全。我进入办公室，才开始吃早饭。每天在我上班路上，秘书会接到驾驶员的电话指令，然后他就会掐着时间，通知餐厅把早饭送上来。他再现磨一杯热咖啡，这个时候，我差不多也就到了。每周内我每天的早饭都不重复，中西混合。我喜欢吃北方的红肠，餐厅负责人专程去黑龙江，联系了一家红肠加工企业，定点供应我们公司。后来我对批量生产的红肠，卫生和质量放心不下，餐厅负责人又专程去东北联系了一家高级私人作坊，定制生产精品红肠。起初，集团领导层有专用的小餐厅，班子成员在小餐厅吃饭，不跟职工一起吃大食堂。“八项规定”后，因这事我们受到举报，我立即命令撤销了小餐厅，大家一起吃大食堂。其实，我只在整改的第一天，象征性地到职工大食堂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再也没有去过。办公室说，我工作太忙了，经常12点甚至1点多还在开会，谈事情，到大食堂后，菜全冷了，于是安排餐厅直接按“常规标准”送盒饭到我办公室。说是常规标准，实际上是专门为我做的“小灶”，配有海虾仁、鲍鱼仔、海参、鱼片、雪花牛肉等“家常菜”，以及鲜榨果汁、中式面点等等。
每天下午四点钟之后，我的那些兄弟哥们，就争着过来接我出去打一局高尔夫，然后吃饭，再泡个桑拿。我喜欢年份酒，他们就变戏法地搞来一些老酒给我。有一次，一位下属看到深圳的一场拍卖预告中展示了20多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茅台等品牌的白酒，他立即驱车到深圳，拍下了两瓶茅台和两瓶洋河大曲，据说花费了近30万元。当年我过生日，他就拿了出来，四瓶酒一顿晚餐就喝掉了。
我是个特讲传统文化的人，每年清明都要回老家祭祖。随着职务的提升和掌控度的加强，每年陪我回老家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下属，谁要是被允许随我回乡祭祖，都会感到莫大荣幸，因为这标志着他进入我的“核心圈子”了。后来的几年，每年我回乡，我的祖坟前都是一大群跪拜者。乡里人都是势利的，他们拿我做成功荣归故里的榜样，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要好好奋斗，把我的排场作为一种光宗耀祖的标杆。
大概是2012年的春天，我们集团与合作建设楼盘的开发商费某，说要为我介绍一位易经大师，来看看我的办公室，调节一下风水。那位大师掏出来的名片，有整整两版的头衔，各种学会顾问和理事，各种大学科研机构名誉教授、客座研究员。在他的“熏陶”下，我迷上了风水学。因为他有一些判断太准，让我心惊肉跳。比如，第一次来的时候，进入我办公室，看到接待室挂了一幅仿李可染《万山红遍》图，就问我，我的出生年月和时辰。问完之后，立即建议，赶紧把这画摘掉，换一张其他色调的。理由是，我五行缺水，而这张画大红色调，属性火，火火成灾，公司里会有火灾隐患。我当即惊得跳了起来，握着大师的手，直喊佩服，因为就在4月初，我们公司大楼的餐厅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
大师在我办公室巡视了一圈，然后问我，每天在这里办公，有没有某个时候，突然有烦躁的感觉。我想了一下，确实啊，每天上午我几乎都要冲着下属发火，这么大的单位，怎么可能没有不顺利的事呢，我是个急性子，上午上班开始处理公务，处理着处理着，火气就上来了，一些人、一些事，总会撞上来，被我臭骂一通。大师说，这个楼对面有个玻璃大楼，大概每天上午11点前后，楼宇的反光正好到达你这里，这叫“反光煞”，特别凶。这会让你的气场变得越来越凶，对脾气、身体、个人和公司运势，都有害。我听了之后，觉得特别有道理，根据大师的建议，就命令把大楼这个朝向的窗户玻璃，不惜巨资，全部改成不反光玻璃。
晚上，我请风水大师在公司餐厅吃饭。大师喝了几杯酒，高兴了，就在耳边悄悄对我说，过几天我给你送一张画，对你的身体和运势大有好处。过了几天，大师果然拿来一张画，包装得严严实实。到了我办公室，大师掩上门，才拆开画。我一看，竟然是一幅群裸女图。我说，“这画，在我这里挂不出来啊，这是个国有单位。”大师说，“我自有办法，无须悬挂。然后把这幅画藏在我办公室里的小卫生间里。他说，阴阳需要调和，你这里阳气太足，气场会紧张直至崩溃，必须要补点‘阴’。”然后，他竖起大拇指，对我说，看得出来，您是个好人，您的女人嘛，有点少，有点缺啊。
我那时在外面有一个情人，在单位有两个。我不知道大师所说的少，是什么意思。大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说，男人嘛，特别是成功的男人，阳刚之气旺盛。您看古人上到皇帝，下到乡绅，一夫多妻，妻外有小妾，妾还带着丫鬟，所以阴阳才取得平衡。现在的成功男人，特别是干部，受管束，不敢过分越雷池，但私下里，哪个没有三个五个女朋友的呢。
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完全放纵了自己。以致后来短短几年，在女人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在外面，生了两个私生子，也是那之后惹的祸。每次，我与一个不同的女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甚至致使其打胎或者生孩子，我在惊慌之余，马上会跟大师见个面，大师的理论，在心理上为我取得了绝对的平衡。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不都是这样生活的吗。每次我去参加省里的大会，看看会场里的领导干部们，都会浮想联翩，觉得这么多领导，跟我是同一个战壕里的，谁没有这些事啊。这或许就是——社会。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不太正常，有时很糜烂。我的随从和下属，我们合作单位的老板们，挖空心思取悦我。我喜欢排场，出行至少要两个下属跟着。出差要走贵宾通道。“八项规定”之后，不让走贵宾通道，不让坐头等舱，我的下属很快就找到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以做广告的名义，与机场签订了一个贵宾通道合作合同，这样我就有了走贵宾通道的专属权。到了飞机上，他们马上为我升舱，现金补款，回来用其他发票冲抵。他们在广州最豪华的几家大饭店，考察了几个超级豪华包间，每次只要是我出场吃饭，就订这些包间。其中有的包间，面积达到五六百平方米。有一个包间，光黄花梨家具据说就价值上千万。我吃饭的场合，一二十人规模，是标配。大家轮番上来敬酒，献歌，祝福。有几个下属还特别会逗我开心。我喜欢看人喝多出洋相，他们有几个恰恰就好酒，逢喝必醉，一醉酒就丑态百出。有一个兄弟会口技，喝醉之前学鸟叫，学首长讲话。一旦醉了，就开始学猪叫。他说猪根据叫唤的声调，传达不同的情感或诉求，就表演猪高兴了怎么叫，愤怒了怎么叫，饿了怎么叫，发情了怎么叫，感恩主人时怎么叫，骂主人王八蛋不得好死怎么叫，被杀时，哪些叫唤代表怎样的遗言，等等，一叫唤就是半个时辰一个时辰，直笑得我们人仰马翻。我很享受那种氛围。
在单位，我已经不只是一言九鼎的权威。有时候，无言自威，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让下属胆战心惊，夜不能寐。有一次，我接待一位河南来的老战友，他是河南一家大企业的老总，到这里来考察。战友之间交往，有个特点，丁先生您没有当过兵，您不知道，我们特别讲义气，也特别爱面子。所以，我对接待战友老总，特别重视，命令几大部门做好方案，严阵以待。我们那个接待阵势，不是吹牛，只要我重视了，绝对不会比省一级政府接待规格低、排场小、气势弱，一切都是部队作风，严阵以待。可是就在双方交流、对口汇报工作的会议上，我正在讲话，介绍公司情况，在场做记录的战略规划部副主任，一个瘦高个儿中年男人，忘记把手机调成静音，电话哗啦哗啦唱起来，唱那个什么歌，凤凰传奇，遥望月亮之上啊啊啊的什么，我立即停住，朝他看了一眼。等他慌乱中关掉手机，我才重新开始。听说他接下来的会议一个多小时内，一直在流汗，那可是冷气充足的全封闭会议室里啊。事后，这个人吓得在家请病假待了好几天，再来上班就主动要求，平级调到基层单位去工作。人事部负责人来跟我说这事，我只是干笑了两声。谁让他不知轻重，在不该响铃的时候叽叽喳喳的呢。
这类事，我不能表态，必须听任下面的人处置。重点儿，不要紧，维护规矩，维护公司领导的威信，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我对别人狠了一点，对自己放纵了一点。后来，我说的是后来啦。那时，当然不会这么想，也用不着这么想，是吧？
我有一套“远交近攻”的处世哲学。与顶头上司和同僚的关系一向不佳。我不会把心思用在直接领导身上，有人问我，在单位这么横，对同僚那么狠，对省里的相关单位那么冷，就不怕得罪人吗。我有我的方法，我集中精力，在省领导中找一个赏识我的大领导，利用上级大领导打压直接上司，威震同僚和下属。这样，点准了一个穴道，便可制约全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h2>4</h2>
作为偌大企业集团的一把手，对内是组织任命的正厅级干部，对外是资产总额为大几百亿元的国企老总，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让我广结政商两界人脉，身边围绕众多资源，各种利益均沾。坐稳了江山之后，我身边希望通过我的权力寻求利益的人也多起来了。在这些人的吹捧和央求下，我和他们就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我的胆子也放开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家敢送，我就敢收……现在我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和痛心，我深深地知道我的罪行严重。
2011年春节期间，在广州花园酒店一次饭局上，经一位老战友介绍，我与广州一家民营房地产老板黄某相识。像我这样的实力和身份，一般的民营企业，在我眼里，是没有什么分量的。当时双方礼貌地交换了名片，我见他拥有人大代表头衔，顿时倍增好感和信任。事后，我了解到黄某经营着一家涉及地产、酒店服务、物业管理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身家超100亿元。在心理上，顿时觉得亲近起来。
那次应酬后，黄某又几次打电话，热诚邀请我去他的企业考察。那年夏天，我亲自带着一个近20人的队伍，到黄某公司“考察”，看见其办公室摆放、悬挂多张与上级领导的合影，巨大的博古架上，陈列的文物和玉器，琳琅满目。光一件彩色祥云翡翠莲花观音雕像，据介绍就价值2000万元。墙上一张巨幅的彩墨黄山图，是刘海粟的作品，若干年前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得，花费了200多万元。有一套牛黄雕塑十八罗汉，据说国内稀罕，价值不菲。这就让我更坚信了他拥有“深厚背景”和“强大实力”。
2011年下半年，我们公司下属的一家数码科技城项目建设启动，我毫不犹豫将该项目介绍给黄某，在尚未招标的情况下，就与黄某的公司签订了意向合同。
之所以将数码科技城项目介绍给黄某，一方面是因为项目投资巨大，利润丰厚，利益输送空间大；另一方面是项目所在地广州的番禺区域，黄某在那里创业发迹，拥有“强大背景”，办理各种报批手续方便快捷。我自认为此事运作高明，既捞了好处，又送了顺水人情，还利用黄某的关系推进了项目进度，一箭三雕，于人于己于国家，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黄某这种有实力的人，能把私企做这么大，“不懂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事先，我什么也没有暗示过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利益企图。
黄某当然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拿到项目后，一次专门请我一个人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说，“我这个人，懒惰，大大咧咧的，处朋友不够细心，逢年过节，想不起来关照朋友，送什么礼金、礼品，哎呀这样太啰嗦、太麻烦，人家不喜欢的东西，对人家没有用的东西，费钱费精力还给人家增加心理负担，何必！但这么多年，一旦成了我朋友的，就一直是朋友，而且会很铁，再大的官，都视我为兄弟。说实话，亲兄弟可能比我细心，但不一定有我铁。知恩不报非君子，您是我哥，又是恩人，我不能光顾着自己赚钱自己花——再说，愚弟我的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了啊。所以，我干脆一次性给哥哥您1500万元，分三次给，您自己安排着过年过节，买点小东西啊。求大哥原谅愚弟做事懒惰，只求方便，不动脑筋，原谅我好吗，哥？”
我当时一听，觉得够意思，就笑着说，兄弟情分，互相帮助，应该的，您见外。但我并未拒绝，当场约定在东莞交易。
我当时的心态很可笑，觉得广州不够安全，一定要到东莞去收受这笔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莞有我一个情妇，我每个月都要去跟她约会一次，给她带点钱啊，礼品啊。当年国庆节，我和黄某在东莞大富豪饭店见面，他送给我首笔500万元现金。我将其中400万元存到自己家的账户上，另外100万元给了情妇。第二年春天，黄某又给我第二笔500万元。我觉得存钱太多不好，家里人也会问三问四的，特别麻烦。于是，我将这笔钱，一部分拿到老家去购买宅基地，一部分投资自己私下运作的某农改项目，并在后来的几年，盈利了200多万元。第二年夏天，黄某又给我剩下的500万元，我把这笔钱拿出去，投资了另外一个公司。当时，正好一个地产营销公司和一个民营投资公司找我谈合作，一个要营销我们开发的一个商业楼盘，一个想跟我们的矿产公司谈合作开发，我就授意我的女婿，去跟他们谈合作，然后用女婿跟他们合股的公司来跟我的下属公司再合作，并为他们在合作条件的谈判上，大大提供优惠。我把500万元交给女婿，投资到那两个企业里去占股份，然后参与分成，不到四年的时间分到了将近3000万元的红利。
2013年，上海某公司为了做我们新楼的装修和智能化，送给我一张银行卡，并陆续往卡里汇钱共计870万元。2014年7月，我将卡“推给”这个公司经理“保管”，并称现在银行卡都是实名制，还是放在你那里好。该经理向我承诺，这些钱永远是我的。我说我相信他，以后需要用钱，一定会对他说。第二年初，我想在美国买一栋别墅养老，与女儿和外孙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对上海这位经理支会了一声，该经理马上专程去美国，陪我女儿在那里选房，花掉了500多万元。
还有许多不正当收入，我就不一一说了，纪委那边有我口供详细材料的。我对组织上是坦诚的，尽量说出记忆里的每一笔钱，有些几千元的小钱，我能回忆起来的，也都毫无保留地交代了。对我立案调查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正准备安排自己到老家和美国，交替季节安度晚年。没想到，人都上岸了，还一跤滑回了泥潭里。
真是，人各有命。我就是那种看起来命很旺的灾星一个。发了那么多光和热，最终，还是一颗灾星。这就是——命，命里注定的！
<h2>5</h2>
我一生都忘不了退休那天的情景，宣布干部调整的大会结束后，我之前提拔的那些亲信、铁杆，包括那么多老乡，一下子就涌到了新的董事长面前，争相效忠表态。我内心极度失落，不知自己是怎么从会场走回办公室的。然而，在接受审查的时候，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实话，好像也不是那样。还是有一些人到办公室来看我，跟我道别。办公室的同志，加班好几天，帮我整理杂物，大家还纷纷祝贺我光荣退休，并没有对我不理不睬。只是我当时的心态不太好，我的这种被冷落感觉，也许是失去权力的“落差”使然，也许是记忆有误。
其实，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那些以前一直围着我转的人，反而不见了。那些我内心里认为，对他们有功劳，有恩情的人，那些向我承诺终身报答我的人，他们不——见——啦！
即使在我退休半年后，我有一些私事，想找原来的老部下帮忙，往往热心的，倒是那些我在位时，不常在眼前转悠的人。可是，我特别有把握的那些人，往往是对我最阳奉阴违的人。这些混账东西，后来有的进去了，有的还在外面，但大多数都不跟我再联系。
说一个可笑的无聊事。我退休的第一个春节，自己心里算了一下，怎么着也应该有二三十个下属和生意伙伴，来给我拜年，可结果是门庭冷落啊，不提这事了。有些人，狗都不如，一转身，跑到新主子那里摇尾巴去了。还有些伪君子，过年时发条短信给我，就觉得对我好得不得了，还振振有词地在短信里说，响应党中央号召，移风易俗，文明过年，清风祝福。哼，好像你有了什么想法，被他看穿了，他不但不理睬你，还唱高调，教育你一通。凡这类浑蛋，我看完信息，立马把他们从我的通讯录中删掉。过了一个年，我的手机通讯录，删掉了三分之二的人，你说可笑不可笑。当然可笑，丢人现眼。
我正式服刑之后，没有一个我栽培过的亲信来看过我。听说，有两个浑蛋也在这里服刑，当然，没有遇到过，我们级别不同，我一个正厅级干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也不屑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当然，说这些，没意思。
我的那些女人，早就不知道烟消云散到哪里了。也许她们重新包装一番，又会粉墨登场，再去害几个干部，捞一点好处。也许她们会把自己洗洗白，重新嫁人。我老婆听说我出事了，起初还挺同情我，说陪我终老终死。可我在受审过程中，暴露出外面有女人，还有私生子，她就愤怒了，马上露出狰狞面目，说要来抽我嘴巴子。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死人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都源于一件事，就是当上了一个大单位的一把手，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毁了自己的人生。当我完全掌控这个企业时，也是一步一步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我太迷恋权力，迷恋那种唯我独尊、来往皆利的生活。我的确有“捞一把就走”的赌徒心理，也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市侩心理，更有“自己贡献大，捞点算啥”的补偿心理……我被“双规”时，已是具有43年党龄的老党员。任副职和正职最初的一段时间，工作能力和成效均得到肯定，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业绩蒸蒸日上，取得跨越式发展。但后来，手中有了人事权、项目决策权，大额资金调拨权，花香引蜂，屎臭招蝇，好逸恶劳的女人，投机取巧的下属，像黄老板这样惯于通过放倒领导干部，挖国家墙脚发私人之财的商人，就聚拢过来了。奉承、巴结的人多了，自己开始飘飘然，放松了警惕，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风气见怪不怪，从看得惯，到自己做得惯，是转眼间的事。
我在自己交给组织的忏悔书中也总结过，作为一个单位的党委一把手，只顾着管别人，管不与自己穿一条裤子的人，自己党纪观念很差却浑然无知。对上级给予的纪律教育应付了事，总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党务“工作秀”。党的十八大之后，对上级党委的各项从严要求，视为走过场，搞形式，没有当回事。继续在逢年过节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地收受红包，严重违反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带坏了企业风气。
我既是一名国企老总，又是一名厅级干部，亦官亦商，同级纪委不敢、不能监督，上级纪委又鞭长莫及。我在担任一把手期间，在业务工作上大权独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企业党委内设的纪委监督机构成为摆设，甚至沦为我整人的工具。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省委派来一名纪委书记，这人想在我的地盘上有所作为，一度干预我的一些做法，我就指使亲信，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他的秘密攻讦。比如，我们捏造了一些他的绯闻，说他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生活作风有问题。我的一位亲信有贪污受贿嫌疑，纪委书记想问查追究，我就故意在这段时间，指使人事部负责人考察提拔这位亲信。果然，纪委书记中计，指出提拔此人不妥，并在党委会上建议，一定要等问题弄清楚之后再提拔不迟。然后，考察中止。“个中原因”很快传到那位亲信耳朵里，他就拼命地写人民来信，到上级部门去告纪委书记。在年终干部考评的时候，我授意人事部，故意安排了以此人为代表的痛恨纪委书记的一帮亲信，接受考察组谈话，众口一词地列举纪委书记的种种不是，让纪委书记年终考核，差点没有过关。几招下来，这位纪委书记整天忙着洗刷自己，狼狈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问责我的下属们。我知道他来我们单位时间短，没有什么乌七八糟的鸟事，要扳倒他不可能。但我可以通过搅浑水，让他乖一点，不要妄想在我的江山里，挑战我的权威，为难我的小兄弟们。同时，我也要告诉他，不要以为你清高清白，在这里，谁干净谁脏，是我说了算。如此一番动作下来，这位纪委书记很快蔫了，忙洗刷自己还来不及呢。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变相的晓谕，是给上级纪委部门的：你纪委不是整天查干部吗，你们纪委书记不是打铁要自身硬吗，我就告诉你，快去帮你们的基层纪检干部澄清澄清吧。哈，他们就整天忙着“洗刷刷”去了，头也没昂得那么高了。
唉，现在想想，这又有什么意思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其实，身边多一个人经常提醒自己，是好事啊。所有的人都不敢说你一个不字，你离死也就没几步了。
我在一个单位当领导，从1999年到退休，十四五年，久居要职，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小群体。国企领导跟党政机关负责人不一样，缺乏轮岗机会。一旦屁股坐在哪个单位，大多数一直到退休，都不会再挪窝。古语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在同一个单位担任副职几年后，又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长达十余年。这十几年，我不是没有发现单位存在很多隐秘黑洞，但一是因为自己身子不正，不敢较真；二是因为这些黑洞的制造者，大多数是自己培养的人，暴露了他们，对我自己也构成了危险系数，所以，我就拼命捂住盖子，自欺欺人地往前混，总觉得混到退休，不出事就万事大吉了。在此期间，组织上也警觉过，曾找我谈话，希望将我交流到省属另一个国企任董事长，或者到省政府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协助副省长协调国资管理工作。按理讲，这两个位置都是不错的，但我还是有些政治头脑的，觉得除非提拔成副省岗位，仍然能控制这个单位的局面，否则不能离开原来的位置，离开了就会失控于这个单位。所以，我当时就淡定地以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一些重要战略部署尚未完成为由，拒绝组织的这份“好意”。我越是理直气壮，才越是能表明自己大公无私，在这个单位干干净净，底气很足。组织上见状，真的相信我了，让我留在原岗。跟我谈话的一位副部长，还到处替我讲话，说我为了企业发展中间过程不断气，宁可放弃重用机会，放弃个人的又一次人生提升机遇，很了不起。唉，很多的好事，在我身上最后都演化成了恶果。如果当年我接受了组织的轮岗安排，也许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多年来，我在贪腐过程中，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我把这个单位，管得好好的，正常发展着，每年上缴那么多利税，劳苦功高，组织上不会轻易来查我。甚至在闻到组织调查风声后，我也没有想过坦白自首，存在躲一躲就过去了的侥幸心理。
我现在能做的一点贡献，就是通过解剖自己，说一些实话。
我有几点关于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体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问题，需要有人来思考和解答。国有企业，显然是腐败的地雷密集地，风险太多了。让个人管公家的人、财、物，而且还一把抓，一个人一支笔，这事儿想想都可怕，毛骨悚然啊。一个人，一旦坐在了钱山上，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坐怀不乱啊。我觉得，光靠党性、靠觉悟、靠个人道德素质，真的不靠谱。请把国企反腐倡廉建设永远赶在大路上，马不停蹄。一方面要加强党风和法制教育，大力推进廉洁国企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省属国企的监管巡察工作，对国企的巡视应该成为日常，不能三年五年才来一次，最好年年来。国有企业领导分工，里面猫腻特别多，上级组织部门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规定，比如，同一个领导，不能同时分管管钱的部门和用钱的部门，不能同时分管用钱的部门和查钱的部门，具体说，就是投资、财务、采购、审计等，必须由不同的领导分管，才能互相牵制。一个单位，如果像我以前那样，让自己的人包管了所有这些部门，不是徇私，又能是什么呢！另外，重中之重，对国企高管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要进一步加强，不能等纪委来了，一个单位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损失了人，更损失了单位的事业。要建立国有企业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定期轮岗机制，避免出现腐败问题的“长期经营”现象。唯其如此，才能还国有企业一个风清气正的经营和从业环境，也才能有效遏制“能人腐败”，及时挽救像我这样的“腐败能人”。
你看我现在的处境，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吧。快到中秋节了，感谢你们带给我的月饼。前几天，狱警也给我拿来了月饼。你知道我看到月饼是什么心情吗？我想号啕大哭啊。月饼是什么，是一种美食吗？不是啊，月饼是中国人的亲情寄托，是幸福生活的一种标志啊。可是，在我这里，月饼的残缺，残得不如任何人，甚至一个没有过一天体面生活的、在社会上胡混的小偷、强奸犯、杀人犯，他们的月饼都比我的大，比我的甜，比我的全。人家至少还有几个家人来看望，有几个朋友来看望，有几个同事、有几个哪怕是同伙来看望，而我，没有。也许我的女儿会过来看我。但其他一切亲人、同事，恐怕都不会来的。
他们啊，不对着一轮圆月诅咒我，就谢天谢地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为本书的写作，深谈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也是谈完之后，让人心情最沉重的一个。
在结束采访时，我没有忘记为他加了两个问题，来追问他的内心。
“我看到你人生的前、后两段，有很大的落差，你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这两个时期的你自己？”
他眨巴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说：
“前半段，我是一个受束缚的成熟能干大男人；后半段，我是一个任性放纵的坏小子。”
我又问他：“那你最深的教训，或者说，结合你最深的教训，你最想告诉人们一个什么道理？”
他又斟酌了一番，用了最初的语速，一字一顿，像背诵似的，说：
“利益一来，人头攒动；利益一去，曲尽人散；以利结盟，四面楚歌；平平淡淡，天长地久。”
哎呀，我几乎是惊叹起来。他的头脑真的很聪明，反应非常敏捷，思辨能力也很强。我除了哎呀一声，竟然说不出话来了，只是赶紧记下了他最后这几句凝炼的句子。
他还想要抽烟，我说：“你还是吃一块月饼吧。”我拆开包装，拿了一个月饼给他。月饼上印着一个“圆”字。他在手上掂了掂，把月饼转了一圈，看看那个字，然后掰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嚼起来。
嚼着嚼着，他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走出监狱的心理辅导室，在狱警的陪同下，我再次穿过那两道沉重的大铁门，走出了监区。一个半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此时，暮色已经降临。南方的天空中，堆积着一些暮云，那轮已经升在半空的月亮，在暮云中，忽隐忽现。前来为我送行的监狱政委，是一名头发花白、临近退休年龄的老狱警。他握着我的手，似乎有些过意不去地说：
“也不知这天气，能不能让你看到我们广东的中秋月亮。”
我说，肯定能，嗯嗯，应该，能吧。
我还沉浸在采访最后一刻的气氛中，那个看起来精干、刚毅的老男人，他嚼着月饼流泪的样子，不知道冲击到了我心里的哪一个角落，我的心一时未能平静。
上车时，我忍不住对政委说：
“您看，快过节了，咱们是不是暗地里做做工作，让他的家人来探个视。哪怕来跟他吵一架，也好啊。”
政委告诉我，这些都想到了，已经联系了他的女儿女婿和老伴。他们终究是家人，相信，会来的，至少，会有人来的吧。
“不过，这人真的蛮邪的。”政委摇着头，哀叹道，“估计喜欢他的人，很少，我看，几乎没有啦。”

印象：激情的，骄躁的，混沌的
在即将结束采访和创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有一段特殊的工作记忆，突然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新世纪的开年，作为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有幸随同省长率领的省党政代表团访问新疆。在博大旷远的西北大地上，我与一群江苏的精英，挤在两辆考斯特接待车里同行了十多天。除了几位省领导和秘书、记者等工作人员，代表团的主体人员是15位省属政府部门的厅局长和15位江苏省著名企业家。这些人当年大多正处中壮年，风华正茂，事业鼎盛。15天的亲密相处，使我们全部熟识，并在后来的日子里，与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
当我盘点这些人和后来发生在其中的一些事件时，我总会有很多感慨。16年过去了，岁月改变着事业，岁月也毫不客气地催人年老。被改变的事业各有各的方式和结局，被催老的人同样各有各的老法。几位国企和民企的老总如今都退休了，他们所在的企业，有的在前些年被重组，有的没落，从一时显赫中销声匿迹；有几位民营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做成几百亿、千亿级规模，他们中已经有两位卷入官员腐败大案，如今被关押；有的机关被机构改革重组，个别厅局长步入副省高官行列，大多数厅局长已经退休，有两位出了意外，在退休前离开人世。这30个人的人生场、事业场，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可以浓缩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创造时代的精英们的命运史。在本文中，我无法展开这部书，我要说的是他们中已经离开人世的这两位厅局长。
他们所在的单位，一个是管钱的，一个是管人的，都是中国政府职能构成中的重权力机构。管钱单位的S厅长长得结实、英武，他性格热情豪爽，跟企业家们聊天时，喜欢擂着胸脯，拍着肩膀，说哥们儿，有事尽管吩咐。管人单位的M厅长长得矮小、微胖，他性格文弱内向，跟人打交道时，微笑一下，谦卑地点点头，喜欢说请多批评关照，为您服务等话。他们各有各的优点，两个人的能力、水平、声望，在省里也是不分伯仲，都深得省领导的赏识和信任。最后，两个人的生命结局也是一样的悲剧——过早地去世。所不同的是，在我认识他们的十多年里，他们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英年早逝，褒贬有别，生命结果相同而命运结论完全不同。S厅长帮不少省内企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与他们中的一些不法之徒走得太近，隔三岔五地享受着这些人营造的前呼后拥、灯红酒绿的生活，后来他卷入多起企业犯罪案件，同时自己也因为受贿和生活腐败被移交司法，判刑入监后不久，就病逝于狱中。M厅长克勤克俭，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地工作，积劳成疾，50多岁即患癌症去世，省长听到消息时正在开会，当场飙泪。这些年，M被追加了很多荣誉，家人朋友一直以他为荣。S则有几篇详细的堕落轨迹报道文章，流于网上，还有无数关于他骄奢淫逸的八卦传于坊间。他原来的同事、下属和亲朋，都不愿谈他，对那些添油加醋、不利于死者形象的八卦传闻，感到揪心却又无能为力干预。
由于年龄和身份的差距，我与S厅长和M厅长，在他们生前不可能有机会频繁接触和交流，对他们的印象大都停留在组织和他人的描述上。但有一些间接接触和了解，多年来难以忘记。
有一年春节，江苏举办大型人才交流会，我的妻子代表《人民日报》参与此次会议的宣传报道。她回来告诉我说，每天一大早，主管这项工作的M厅长第一时间就赶到会场所在的五台山体育馆，跟工作人员一起干活，事无巨细，一一过问，逐项落实，每天晚上在现场察看、盘点全部环节，深夜才离开。白天都是在体育馆的台阶上搭建的临时工作棚里，和大伙儿一起吃盒饭。有一天夜里下雪，M滑倒在冰冻的台阶上，滚下去十几级远，好一会儿爬不起来，还是被下属路过看见，才被扶起来送到车上去的。我妻子说到这事时非常感动，说看到这样的领导干部，虽然心疼他们的劳苦，但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心里疼着也自豪着，幸福着。假如多数官员的精神和境界达到如此程度，再落后的国家都会充满富强的希望，人民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开启美好生活的盼头。
而S厅长，据说能力很强，能耐很大，脾气和场面也很大。
写作期间，我曾专门拜访了S当年的顶头上司、已经退休好几年的一位副省长。在南京著名的颐和路高干别墅区，我刚准备按响副省长的门铃，恰好他开门出来，手上还提了一个超市用的那种环保袋。他告诉我，正准备出去散步，顺便去几百米外的一家面点店，买老太婆喜欢吃的锅贴。他说，我们就边走边聊吧，你陪我散散步可好。我说，好的，荣幸。
路上，他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S当年的故事。
S有一次出差到苏北海边城市，到其系统内的一个宾馆开会，发现宾馆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入口铺上贵宾地毯，在门厅悬挂欢迎他视察指导的大红横幅，震怒，把宾馆经理喊到房间训斥。经理连忙解释，说今天宾馆里还住进了一位领导，所以不太好摆布了，就临时决定，干脆场面上一律从简。S更生气了，说什么人这么牛，让你们见了我都自动降格服务。经理说，是某副省长。
“哈哈，这位副省长就是我。我当天正好也在那个宾馆，参加市里的一个会议。”老副省长笑着告诉我，“本来，经理这样一解释，一般人就不会计较了，副省长都不要这个待遇，你厅长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可S不依不饶，暴骂了经理一通，说那就带上副省长一起啊，不就是横幅上加几个名字嘛！晚饭后，我出门散步，回来一抬头，发现门头上多了一个横幅，写着热烈欢迎某某副省长某某厅长莅临指导工作什么的，吃了一惊，赶紧让秘书找宾馆负责人，把这个撤了。可第二天早上，横幅依然挂在那里，我很不高兴，就让秘书找来经理，亲口对他讲，挂横幅突出个人，不合适。经理僵在那里，就是不表态撤。我生气了，他就一个劲儿首长长、首长短地道歉，说此举是服务管理的规定，上级领导要求的，我们不能擅自改了。就这么个事儿，我搞不定啊，他说上级领导，我想你的上级领导，不就是跟我一起挂在横幅上的S吗，我倒要瞧瞧，他这什么破规定。于是把他喊了过来，问他。结果，他把经理又暴骂了一通，而且事后，人还没有离开这个宾馆，就下命令把经理撤职了。我后来得知，他是他那个系统的绝对皇上，这些繁文缛节的规矩、排场，都是投其所好，很多都是为他个人准备的。他喜欢那个谱儿。”
老副省长分析说，S这种人，在犯事儿的领导干部中，还不少，还有一定的代表性呢。这类干部，一般都是，年轻时理想坚定，目标明确，工作起来，特别能吃苦耐劳，比较有激情。应该说，底子打得比较实，个人发展得也就比较快。一般中年开始上位，上位后敢闯敢干，争强好胜，但气场强、气量弱，脾气大、境界小，手段多、原则少；是非观模糊，好以成败论英雄，生活观低俗，以外在物质填补内在空虚。一旦位高权重，他们这种人特别容易失去自我，往往不在内心坚守纯洁，而是被外在利益绑架着走，有些无知，有些狂躁，做事上任性所为，做人上随性发挥，一朝事发，外在的东西一失去，内在立马溃不成军。多年的物质惯性和精神错位，使他们短时间内无法调校到平衡状态，所以，很多人身心俱废，马上垮掉。有的人完全颓废，一心想轻生；有的人煎熬一段时间就生病了，甚至很快去世；也有一些人慢慢醒悟过来，从灵魂的炼狱中，爬到平地，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
最后，老副省长非常犀利地说：
“他们的人生阶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激情的、骄躁的、颓败的。总之，是先亢奋而后麻木的，多放纵而少克制的，重功利而轻内修的，有所为而未能有所不为的。”
他特别提醒道：“这里面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他们的内心大都是混沌的。你可以好好琢磨琢磨。”
随着访谈和写作的推进，我越来越明晰地感到，老副省长的这一语，竟中百的。我得以面对面访谈的官员，有几个属于严重违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更多的属于违法犯罪，被移交司法并被判刑入狱，还有的正在“双规”过程中。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虽然都不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认错、认罪的思想，表现出懊悔和自责的态度，除了个别人，如《曲终人散》的主人公，自认为看透人心，灰心丧气之外，其他人无不存有强烈的改造自身世界观、将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欲望。但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老副省长所说的，混沌。许多人并未真正意识到他们内心的问题结症，他们根本看不清自我，问不到内心的真实。
《危情记》的主人公副市长，一人同时拥有三个“家庭”，并跟多名社会女性发生关系，但他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的这种与女人的关系，是个人魅力引发的风流，至少与为其生养了子女的三个女人的关系，是相对干净的，因为，他涉案金额的确很少，并没有像许多贪官那样，以大肆贪污受贿的钱来包养她们。他在言谈中，多次向我流露这个意思，认为自己像电视剧《牵手》中的“吴若甫”，在事业奋斗过程中，与心心相印的女子邂逅，产生了缘分和恋情，虽然不道德非伦常，但毕竟存有几分“人间真情”，有恩在，有情在，有义在。是羞耻而不是可耻，是无聊而不是无赖。其间，我多次忍不住不礼貌地打断他的陈述，问他，难道那么一点看起来“可以理解”的私情，能大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约束和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受到的纪律约束力？他反驳说，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官位的成功男人，这个问题就简单得多，只不过党对干部的要求要比对平头百姓的要求严厉得多，这才使得他的情感问题彰显严重。我问他，我们可以抛开道德话题说说法律吗，难道我国的婚姻法只是用来约束干部，平头百姓犯下重婚罪就能逃脱惩处？
他一下子愣住。我接着追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始终觉得自己的感情是干净的，没有以图谋不义之财去吸引和供养那些女人，那些女人都是因为你有魅力，爱上你，才死心塌地跟你保持关系，甚至与你偷偷成家，生养子女的，那么我问你，如果不利用你的特权，你能够帮助小乔和她的闺密夫妇，找到高薪的工作？能够帮助小凡拉到那么多广告业务？这难道不是利用公权力购买私情，变相贪腐？”
他低下头，脸憋得通红，真的分不清是因为酒喝多了，还是因为被问到“耻处”。半晌，他才抬起头，瞥了我一眼，赶紧把目光闪开，轻声说了几个字：
“是的，我是个糊涂浑蛋！”
关于对非正常情感的理解，还有一个文化层次和在位级别更高的落马官员，则是另一种错位。《最后的华尔兹》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他周旋在两个在他眼里非常出众的女人，一个聪明绝顶的老婆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女明星之间。谈话中，他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一种特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贡献和地位，自己的才华和风雅，完全配得上这一份“风流人生”。在位时，为老婆和情人他强势出手，多次伸出巨掌，帮助她们谋取不当利益。他个人还收受巨贿，干预下属业务，造成国家金融资本的巨大损失。但他几乎没有为此感到太多的懊悔——也许是在我面前，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这种懊悔。在交谈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虽然服刑了数年，却依然傲慢甚至蛮横的官僚。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荒唐段子：关于定性乱搞女人这件事，老百姓叫耍流氓，县乡长叫生活腐化，厅局长叫不够检点，再大的干部，叫风流倜傥，充满生活情趣。这个段子说明了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下的官僚等级文化糟粕，在当今依然大有市场。搂着性感女明星跳华尔兹的高级干部，在国际时髦做派和时尚品牌包装的躯壳里，嘭嚓嚓的依然是一颗陈腐的、残损的心。以这样的一颗心，怎么能显示出高雅和高傲呢？心高气歪，智而不明，这份人生如何不似张爱玲所说的，低俗，低俗到尘埃里去了吧。
在结束跟原“正部”的交流时，我递给他一张纸条，希望他填写一个我带来的问题：如果让你重来一次，你是选择做一个风流的囚徒，还是选择做一个朴素的常人？为什么？
他对着纸条，沉思了半晌，轻蔑地笑了一声，摇摇头，说，不好选，不知道。
对此，我也无语了。
如果说，有那么一份“男女之情”值得同情的话，那我不得不提及《曾记否》里的美女书记和她的丈夫。他们用相濡以沫的爱情和婚姻，支撑着人生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生活的困难，事业的波折，直到小家庭走向了世俗所认为的“富贵”。应该说，他们的故事是非常励志的。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年轻人不再相信同舟共济的爱情和婚姻的横流中，他们的成功，充满了正能量，具备了强大的正面导向价值。
然而，所有完美的爱情绝唱，都应该有大情的付出与大义的回报，这两个美好旋律共同构成。美女书记在回报丈夫对自己多年的情义时，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理智，动用了权力与利益的间接、隐秘的“潜规则”，打了一个“擦边球”，走上了违纪道路，最后受到撤职处分，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条灰色的尾巴。他们的励志神话，于一念之间破灭，为自己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遗憾。女书记一辈子清廉，只为爱情犯了一次糊涂，就触电落马，为我们提供了最严厉的警示：在党纪高压线的追踪下，从政的状态，真的不能有半点混沌。我们必须时刻绷在高度警醒的紧张中。
中国古代有一句官场教条，叫作“难得糊涂”。封建社会江山社稷是皇家的，你为官一方，干得好、干得孬，与你并无多大关系，所以，最好不要顶真，眯缝着眼睛在官场混世，是一种聪明，一种练达。然而，今非昔比，这份糊涂在皇家天下，也许是聪明的，实用的，但到了今天，人民天下，官员的清醒与糊涂，影响着一方水土上的物质与文明，也就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如果为官者还在“难得糊涂”，那就不是聪明，而是不正了；那就不是“难得”，而是“缺德”了；那就不是太平混世，而是要坐等出事了。“无法直立”的市委副书记，收钱办事，花钱买官，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但他宁可眯着眼睛，眼前装糊涂，不去对未来的后果睁开眼睛。《四海之内》的交通厅副厅长，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居功自傲，腐败堕落，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在高尔夫球场把杆子挥来挥去，在狐朋狗友之间蹿来蹿去，个人没有好处就稀里糊涂不履行公职，收到钱财进个人腰包，就精神大振，又是签字又是协调，马上变得勤政起来。他自作聪明地用这点小伎俩，来应付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应付自己的人生。他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有钱亢奋、没钱疲软，他的明智度，明显是随着个人利益起伏的。这其实就是小聪明大糊涂，最终必然毁灭。《暗裂》里的大学党委书记，天真地以为自己品行的裂缝，会在无数的光环中永久隐匿。《风雅殇》里的文化厅副厅长，作为一个具有火眼金睛般文化行情修养的主管领导，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下属疯狂造假、坑害艺术收藏者、破坏文化市场规则的长期作乱，视而不见。在我的反复盘问下，才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对下属的行为，其实是“心中有点数的”，只是觉得，现在的艺术界，“都是这样的”，否则“赚不到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艺术家们会“永远穷下去”。而《曲终人散》中的国有集团董事长，以不当手段专权，以不当利益拉帮结派，开设了一场人生的“腐败盛筵”，退休后被党纪国法追缴。当他落得同伙溃败、曲终人散的凄然下场后，竟然抱怨“亲情”不厚，谴责“友情”太薄，为此夜不能寐，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望月流泪。他官至正厅，精明过人，却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埋下势利种、长出炎凉田，这些最基本的人生换算规律都没有整明白，反为聪明误，必得糊涂死啊。
然而，综合观察这些级别不低的失足官员的人生，引发致危致命“混沌”的时刻，无不在他们成为“成功人士”之后。而成就成功人生的前半路，他们大多是激情洋溢、奋进向上的。在攀爬到一定高度，获取了权力之后，他们就迅速滑向了骄躁和颓败的后半路，并有朝一日在那里彻底摔倒，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人们为此心痛，也为此迷惘。许多人为此煮心熬骨地调查研究，回答了无数的为什么，又新生出了无数的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一个清晰的、权威的结论。很多人把权力导致的人生悲剧，寻根为传统文化的残毒，归结为现行体制的缺陷，甚至追究到人性中的欲望天性。在从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这些问题，我都关注到了。我觉得这些思考都有必要，这些探讨都有价值，这些结论或多或少都能沾边。
然而，我们必须抱持辩证，着眼全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避开：更多同僚的前半程，他们并无差别，可到了后半程，他们却分道扬镳，行走到不同的世界去了。少数的他们，和多数的他们，到底为什么同途殊归？他们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既然违法乱纪依然是庞大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我们怎能以这极少数样本，去判断整个群体背后的文化和体制，甚至人性的是非呢？
我陷入了深深的自问。
既然，我无法驾驭这么宏大的命题，来观照中国干部群体的内心和发展，那我还是把目光，投回到我深度访谈过的这一小群党的中高级官员的身上吧。也许我能对这个群体做一个简单的描画，哪怕是感性的！毕竟，我有了那么多跟他们面对面促膝谈心的日夜，我面对过他们急促或冷漠的呼吸，不屑或温和的表情，放荡的大笑或滂沱的眼泪；受他们的情绪感染过，对他们的言论思索过，对他们的行为恼火过，为他们的命运扼腕过，被他们尚存的良知感动过。我风雨兼程，追踪了他们的轨迹；我夜以继日，倾听和记述着他们的许多，甚至一切经历。也许，从此我更不能忽略他们，我会永远记得他们，而且，努力地让更多的人，记得他们，记得他们在来路上的覆辙。
对他们，我也只能借用一位伟大作家的句子，做一个感性的印象描写。在我的案头，放着我喜爱的作家村上春树的著名作品《挪威的森林》，里面有一段主人公渡边评价朋友永泽的话，我想用在他们身上，谈不上精确，但算得上精彩吧。
“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大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大步向前，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淖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就有人察觉出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更多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这实在令人费解。他也就背负着他的十字架，艰难地匍匐在人生的征途中，直到趴下。”
这，是不是一种真实？

尾声：最后一个故事
“从百里泥泞的乡村走出来的时候，他是全县的骄傲。当然，这一切也是他的残疾父亲从土里一点一点刨出来的。研究生毕业进入省城三甲医院工作，每爬一个台阶，出人头地的信念就更加强烈。在一切机会中寻找捷径，在麻痹、侥幸中一步步走向深渊。临到要移送司法机关之前，他扑通一下向纪委的审查员跪下，提出了一个请求：能不能给个政策，给点盘缠，安排我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来一趟，我要好好给二老磕一次头，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审查员赶紧拉他起来，事到如今，恐怕一百个响头，也不能减缓一点点他对亲情的伤害啊！”
中秋节刚过，天就凉了下来。借着2016·杭州G20峰会带来的持续高爽，我完成了《追问》的写作。
我马上想起了曾经答应过，跟省纪委的陈姓处长等人一起去看望上面这个故事里下跪主人公的老父母。
汽车跨过长江，沿着高速，奔北而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疾驰，下了高速，进入一段颠簸的农村公路，将近一个小时后，又拐上了一条土路。开了十几分钟，土路越来越窄，终于无法再往前开了。
县纪委的两位同志和村主任，早就站在路口等待我们。
我们从车上提上带给老人的两袋零食和水果，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村主任，向田野深处的小村庄走去。
在路上，村主任告诉我们，两个老人今年夏天已经走掉一个。去年，老太太得知儿子的事之后，很快一病不起。剩下的那位，是82岁的老头，那个当年拖着残腿养活并培养儿子成才的父亲。
老人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他倚在小瓦房破旧的墙上晒太阳，面朝我们来路的方向。村主任告诉我们，老人双腿走路困难，眼睛几乎失明，头脑糊涂，有些老年痴呆，不能生活自理了。自从老伴去世后，都是村上出资派人，轮流照料他的生活。只要不下雨，不管冷热，他每天都会固定不变地坐在这里，对着这条路发呆。
“他是在等儿子回来。”村主任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儿子犯罪的事，说给他听，他现在也未必懂呢。
村主任又吩咐我们，什么都不要说，由他来跟老人喊话。
我们走到老人跟前，大家围着他蹲成一圈。村主任大声地跟他喊道，你儿子和媳妇回来看你来了。
老人一听，突然呵呵地笑了，并伸出双手，在空中划动着，摸索着。省纪委的陈姓处长毕竟是一位心细的女同志，见状赶紧放下水果袋，把自己的手伸给老人。老人一把抓住，然后就呵呵、呵呵地笑着，笑得停不下来，嘴里还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
村主任翻译说，他说，我儿子是研究生，我媳妇是大学生。
我们在老人面前大概待了20分钟，准备离开。可老人抓着陈姓处长的手，使劲不放。村主任就上去帮忙，好容易掰开老人的手，让陈姓处长抽出了手。
陈姓处长的手腕被抓红了，她的眼圈也红了。
我们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在回南京的路上，我们一行人几乎没有再说话。我们无法表达此时的心情，那种酸楚的复杂。
到南京后，在告别时，我试探着建议陈姓处长，下次去监狱回访老人的儿子时，可以把听说儿子回来，老人抓手这个细节，说给他听听，对他应该有触动。
“这个，太残忍了吧。”陈姓处长说，“再说，事到如今，再触动，只能摧残他的内心，其他又有什么用了呢？”
是夜，我又失眠了。
窗外，依然是一个海阔天高、星光璀璨的世界。
我思绪缥缈。冥冥时空里，沉沉脑海中，忽然飘荡起跟这部书同名，却并无什么意义关联的一首老歌的歌词:
追问……
怎么爱变幻骤然似烟云。
去似烟云，没生根……
情缘幻变将我快乐全幽禁。
灵魂亦飘散心思给软禁……
变变幻幻情缘
凄凄戚戚苦乱心……
其实，这是一首粤语老情歌。即便真的播放这首歌，我恐怕一句歌词也不会听懂，听懂了，这首歌艰涩的歌词，似是而非的意思，也无法完全领会。但这首情歌经常在我心情不平静的失眠之夜飘出，无缘无故。如果一定要说有缘有故，恐怕也就是这首歌歌词的模棱、艰涩，诸如幽禁、灵魂、爱、烟云、变幻、快乐、乱心，还有歌名《追问》等等，这些词语，给人虚虚实实、百暖百寒的一种纠结。而这首歌在夜空里飘出，曲调的空旷、邈远，以及文佩玲声音里的那种悲情和无奈的意味，更有穿心般的感觉。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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